大阅读（2023.12.15）
电影《我本是高山》惹争议，都收敛一下戾气吧！
讲述张桂梅校长事迹的电影《我本是高山》，刚进入点映阶段，就遭到海量批评，甚至有批评者将电影问题上升到“厌女”“抹黑张校长信仰”的程度。而该部电影的编剧则以“你奶奶我生来就是高山”等粗口回怼。
很少有电影，还未上映就陷入如此大的争议和风波中。甚至到后来，这场舆论场里的冲突，已经脱离了艺术评论和电影本身。
蓄意贬低女性？
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多多少少都有点“负面”，比如女学生被塑造成贪玩、逃课、不想学习；原型中酗酒的父亲，变成酗酒的母亲；就连张桂梅，也被刻画得“不近人情”——比如她因女教师怀孕或孩子生病请假而大为光火……这让部分观众质疑，一部讲述一个伟大女性帮助女学生走出困境的电影，为什么把女性角色刻画得这么不讨喜？——@公号“风声OPINION”
本片对男性角色着墨极少，其中每一位女教师、女学生都有着各自立体、丰富、生动的性格，都闪烁着真实的光彩，根本不存在消费女性、物化女性、贬低女性的现象。有些人断章取义，只看到“酗酒的母亲”，没有看到这个角色的后续：张校长不仅拯救了女孩，还拯救了这位母亲，让她也在华坪女高开启了新的人生。——@中国电影频道
如何把握改编尺度？
把张桂梅的动力来源改成死去的丈夫，为放下对丈夫的思念，在救赎他人的过程中，自我也得到救赎和升华，这是典型的西方式电影叙事，但和现实不符。电影中，张桂梅对已经没有动力的下属臭骂一顿，要真这么干，华坪女高可以解散了。——@网友“八宝舟”
传记电影涉及对真实人物的理解与评价，很容易引发争议，为仍在世的人物“立传”，更加困难。对主创团队而言，选择张桂梅进行改编，本就如履薄冰，尤其是在那些有限的虚构里，如何完美契合，呈现张桂梅的精神气质和人生抉择，更是一道难题。部分观众对影片的苛责，或许是因为对他们而言，从感情和道义上，都必须维护张桂梅的圣洁形象。但她亦是凡人，有人的情感和脆弱、矛盾与思索。——@红星新文化
戾气太重？
任何影视作品，如果存在剧情拖沓、难看、逻辑差等问题，完全可以不留情面地大加批判——这是文化上的争鸣，多多益善。但以意识形态为武器肆意批驳，就与创作本身无关了。这在好莱坞也存在，过往几十年，主流片厂常年被批评不尊重有色人种，以肤色来区分政治正确与否，久而久之，就有了如今“棕色白雪公主”这样的“政治正确”——多少有些矫枉过正了。回到《我本是高山》的争议，如果只是网友单方面质疑，也很难掀起大风大浪，事件愈演愈烈，激起了更广泛对立，和编剧以及自称“六公主”的电影频道的粗暴回应有关。——@公号“文娱春秋”
恐吓和辱骂绝不是战斗，偏执和暴戾也不是文艺批评，同样也不是对待批评应有的态度。在这部电影的讨论中，几乎把网络戾气的突出问题上演了一遍：从拉踩引战到搞“举报”、闹封杀，从言语刻薄到“性别撕裂”。任何文学作品都不能逃脱批评和审视，但是，不要抱着将一部片子置于死地的心态做点评，更不要为了逞一己之快，故意把对电影的批评拖向“性别撕裂”的泥淖，为追求轰动效果不惜挑动族群对立。——@澎湃新闻
热搜中国
杨紫琼，成为博士
香港科技大学举办第31届学位颁奖典礼，奥斯卡奖最佳女主角杨紫琼等6位杰出学者与社会领袖获得荣誉博士学位。61岁的杨紫琼致辞时说道：“成为博士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香港给了我新的家庭、朋友及人生，这个城市在我心中永远保有特殊地位，香港是我家。”她表示，“做每一件事情，第一是要自己争取、要有要求、要有奋斗心。”
滑着轮滑去旅行
11月16日，吉尼斯世界纪录迎来2023年度全球庆祝活动。来自四川成都的骆垠材正在挑战“轮滑旅行最远距离”，他计划用14-15个月的时间完成36000公里的轮滑旅程。当天行进至云南腾冲的他，以直播形式向大家介绍沿途的美丽风光，畅谈自己的轮滑冒险。骆垠材说，“我只是尝试着，在拼尽全力的情况下，尽量少给自己的人生留一些遗憾。”
少年，刺伤霸凌者之后
湖南吉首少年小蒋因刺伤霸凌者被羁押336天后获判无罪，他申请国家赔偿，吉首市检察院决定赔偿20余万元，小蒋申请复议后，湘西州检察院维持了该赔偿决定。2019年，不满15周岁的小蒋遭遇同年级15名学生殴打时，掏出折叠刀刺伤三名围殴者。随后，小蒋被刑拘并由此辍学。
该案代理律师认为，案发时作为未成年人的小蒋经历的是以多欺少的校园霸凌事件，但由于办案机关错误办案，导致小蒋人生轨迹彻底改变，办案机关应对其丧失受教育权及青春损失作出赔偿，同时依法对办案人员进行追责。
中国20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
据第一财经报道，国家统计局编著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3》公布了31个省份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数据。第一财经记者梳理发现，2022年有9个省份的人口出生率超过千分之八（8‰）；有20个省份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自然增加数（出生人数-死亡人数）/同期平均总人口数——为负，比上一年增加7个。近6年来，我国一孩出生数量降幅达51.3%。此外，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广东出生人口105.2万人，连续三年成为出生人口超100万的唯一省份，同时，连续五年成为第一生育大省。
台北故宫，文物受损
据央视新闻引用台湾媒体报道，11月16日，台湾地区监察机构就台北故宫博物院多件文物损毁一事作出回应，并要求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督促台北故宫博物院进行检讨改善。
此前，台北故宫博物院曾分别在2021年2月3日、2022年4月7日打开文物包裹后发现“明弘治款娇黄绿彩双龙小碗”“清康熙款暗龙白里小黄瓷碗”破损；2022年5月19日整理文物时，因人员操作失误，导致“清乾隆青花花卉盘”掉落破损，重创保护文物瑰宝的声誉，引发轩然大波。
中国霸总出海
日前，中文在线旗下短剧App Reelshort力压Tik Tok冲上美国iOS娱乐榜第1名，在这个App上国内观众已经看腻了的“豪门恩怨”“先婚后爱”“霸道总裁爱上我”成为热门内容，正在不断收割海外观众。据悉，这类短剧主要由在海外的华人团队拍摄制作，简单的都市爱情剧70-90集的成本在13-15万美金，热门题材狼人类型的2100-2300美金一集。
苏东坡家族墓地被确认
11月19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眉山市文物局共同披露的眉山重大考古发现确认，“苏坟园”中的大苏坟园为苏轼孙子苏符墓葬，小苏坟园为苏轼曾孙、苏符之子苏山的墓葬。“苏坟园”是眉山市东坡区修文镇十字卡村的一个小地名，此前据当地村民口中代代相传，这里是一代大文豪苏东坡的家族墓园。这一完整墓园结构被揭露，在四川地区极为少见。
收声筒
飞出去就飞出去了，老惦记起飞的地方，老不往前飞，那我们培养她干什么呢？所以让她往远处飞，不要老回头想这个地方。
——近日，电影《我本是高山》上映，影片根据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真实事迹改编。影片播放后，她曾在采访中的发言被再次转发。
我们的生活空间，常常出现很多奇怪的车和人，他们突然来跟我们说话……我还不成熟，这样下去，保护她和我自己都极为困难，考虑到未来，希望对方幸福，希望她能过上不被限制的幸福生活，我们决定离婚。
——结婚三个多月，日本知名花滑运动员羽生结弦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离婚。
OpenAI五日“政变”完结，CEO被拥戴“回宫”
● 撰文 田思奇
作为人工智能行业的顶流公司，OpenAI的一举一动都能引发行业震动。但大家都没想到，这家公司“宫斗”的速度，较其明星产品ChatGPT更新换代的速度快多了。
11月17日，OpenAI董事会突然宣布罢免该公司的门面担当，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从之后传出的消息来看，这不是蓄谋已久的“政变”。许多OpenAI的员工、投资者，甚至微软这样的大股东，以及奥特曼本人，都和吃瓜群众几乎同时得知这一指令。
根据董事会的说法，开除奥特曼是因为他和董事会的“沟通障碍”，对后者“不够坦诚”。公司备忘录称，这不涉及奥特曼的渎职、财务或信息安全问题。
通常来说，解聘CEO最主要的原因是公司业绩表现不佳，或者CEO本人言行不当，甚至有违法犯罪行为。而奥特曼两周前才为OpenAI高调主持了年度开发者大会，而且和投资者洽谈时把公司市值推高到900亿美元。
从这个角度来说，奥特曼的离职让OpenAI又一次实现行业领先——把不符合人工智能发展价值观的CEO踢出了局。
外界猜测认为，奥特曼是倾向于更积极地推动人工智能开发并以此挣钱的激进派，而OpenAI 董事会成员则希望采取更加谨慎的行动。更阴谋论的说法是，奥特曼发现公司正在研发的新一代大模型已实现技术突破，将彻底改变人类社会，并兴致勃勃地打算将其商业化，而董事会及时阻止了他。
但在《纽约时报》不久前的采访中，奥特曼自称在涉及人工智能的争议中属于中间派。过去一年里，他在很多场合呼吁设置人工智能的监管机构。
之所以能迅速罢免奥特曼，和OpenAI奇葩的董事会架构有关。2015年成立之初，OpenAI是一家非营利组织，后来它又成立了规定好利润上限的子公司用于商业化。而非营利组织的董事会有管理利润上限的权力，以及解雇CEO的权力。
这家公司的董事会很小，解雇奥特曼之前一共只有6人，其中一些董事不负责为股东创造利润，只需要关注创造“安全的通用人工智能”，推动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研究。
至于已宣布向OpenAI投资上百亿美元的微软，也没有任何人在OpenAI董事会任职。17日当日，微软股票应声下跌1.7%，市值蒸发370亿美元。看来，OpenAI才是微软股东们最珍视的宝贝。
微软CEO纳德拉也深知这一点，并且迅速在11月19日决定将奥特曼招入麾下，领导一个新成立的AI小组。而发誓效忠于奥特曼的OpenAI员工也当即签署公开信和董事会“割席”，强调如果奥特曼不回来，他们就加入微软，直接架空OpenAI。
有网友替微软算了一笔账：假设给OpenAI的770名员工每人高达1000万美元的跳槽奖金，微软将付出的成本是77亿美元——但这还不到OpenAI最新估值（900亿美元）的十分之一。对于微软来说，这是一笔超值的买卖，因为OpenAI没有太多实体资产，它最值钱的，就是这些员工聪明的脑袋。
但如果能回到“政变”之前的那一天，对于微软和OpenAI来说都会是最有安全感的选择。因此，在连续任命两位临时CEO后，原OpenAI董事会最终决定放手。美国西部时间11月21日晚间，该公司宣布萨姆·奥特曼将重新担任CEO。
由此，奥特曼也实现了他11月19日在社交平台X（原推特）上的承诺。在这条帖子里，他回到OpenAI总部，拿着访客工牌自拍，并配上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戴这个。”
成为天才，然后呢？
中科大少年班，一场45年的天才教育实验
●撰文 李心怡 陈锴艺 编辑 曹颖
1974
少年班雏形初现
李政道建议将十三四岁左右、有培养条件的少年送到大学，培养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工作队伍”。
1978
少年班正式成立
中科大践行“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精神。
1984
第一个特色班软件班开办
第一个特色班软件班开办，在理科背景的基础上进行理工结合，培养交叉学科人才。
1985
创办教学改革试点班（理科实验班）
2003
承接自主招生班
2008
成立少年班学院
2010
启动少年班
“创新试点班”招生办法放宽年龄限制。
2016
创建交叉学科英才班
培育复合型人才，少年班学院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本科生学院。
再一次，天才跌落了。
10岁上大学的神童张炘炀今年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在九派新闻采访视频中，28岁的他宣布不工作，彻底“躺平”，父母每两三个月给他打一万元。
他10岁考取天津工程师范学院（现更名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成了“全国年纪最小的大学生”。父亲对这个称呼很兴奋。进入大学后，父亲也一直陪同张炘炀，什么事情都包办。
13岁时放弃了去德国公费深造的机会，因为父亲希望他以“年龄最小的硕士研究生”身份考入北京工业大学。
16岁成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他的要求是父母在北京给自己买一套房，但很久之后知道父母当年租了房子糊弄他。
博士期间学业停摆，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数次更换课题，他用了8年时间才拿下博士学位。
如今，年近三十的张炘炀，不工作，也没有存款，他打算靠父母，和父母的父母。
这样的生活状态在很多人看来，连一个普通人都不如。
关于天才的争论再次进入人们视线。
社会到底应该给早慧的天才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充分发挥其天赋与才能？这个课题一直在探索中。
45年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科大）成立少年班，这是专为早慧的天才设立的教育模式，也是中国天才教育的起点。
从少年班走出了许多杰出人才：曾任百度总裁、如今是院士的张亚勤，31岁成为哈佛大学最年轻教授的尹希，22岁实现石墨烯超导效应的曹原……
不过更多数的学生，并没有成为科学家或学术“大牛”。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中科大少年班的毕业生中只有18%～20%留在了学术界。
其他人似乎成为了普通人，优秀的普通人。
“第一神童”
非典型学生，何雨当时在中科大少年班是如此的存在。
她来自一所有名的省级重点高中，成绩在年级前十几名，上学早，五年级时跳级到初中，年龄比同学都小。但她说，报考少年班并不是因为自己是天才。因为想逃避辛苦的高三，年龄也符合报考要求，何雨在高二时做了这个选择。
提交初审资料，参加初试，再参加当年高考理工类考试，结合初试和高考成绩确定复试人选，复试考察物理、数学和其他非智力因素。这是2023年中科大少年班的选拔程序。
何雨那时没有初试，通过初审后参加了当年高考，7月中旬接到复试通知。
入学时，何雨未满16岁，班上有30%的同学年龄比她更小，年纪最小的只有13岁。中科大少年班的报名条件之一是：高二及以下年级，符合要求的学生一般年龄为16周岁及以下。
中科大少年班最初成立，就是为了集中培养这些早慧的天才。
1977年9月，教育部决定在两个月后恢复停止了10年的高考。同时，第二年将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两个消息暗示着，科学和知识的风气在国内复苏。“文革”结束，人们渴望知识，国家渴望人才。
感受到这个风向，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想起自己好友宁恩渐的儿子、13岁的宁铂。宁铂2岁半时能背30多首毛泽东诗词，6岁开始学习中医和使用中草药，8岁下围棋、读《水浒传》，9岁作诗。于是倪霖写了十页长信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推荐这位神童。
方毅看完信后，批示中国科技大学：“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
早在几年前，这件事就埋下了种子。
1974年，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通过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主席建议，培养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工作队伍”，“从全国选拔很少数，约十三四岁左右的、有培养条件的少年，到大学去培训。”察觉到科技人才的缺乏，他认为这种从小集中培养的方法也许能够更快更高效地出人才。
多年后回忆起时，李政道阐述自己的初衷并非“搞什么少年班”。但当年的建议或多或少促成了天才教育在中国的启动。
1978年，中科大少年班成立了。首届招生21人，平均年龄14岁，最小的11岁。
这一届学生中名气最大的便是宁铂。他曾被方毅接见，进行围棋对弈，连赢两局，在全国出名，被称为“第一神童”。
他也带动了其他人报考少年班。当时15岁的王永说“我对少年班非常向往，为此专门报考”。1982年他进入中科大少年班，后来成了中科大自动化系教授。
如今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亚勤当年看到宁铂的报道后，激动得睡不着觉，特意在地图上寻找中科大所在的合肥，后来跳级，13岁时进入中科大少年班。
天才热席卷全国，各地纷纷挖掘身边的神童。
少年班的效果也很明显。20世纪80年代，全国大多数重点大学的研究生比例在10%左右，而少年班毕业生考取国外研究生比例高达80%。
1984年，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见华裔学者丁肇中时说：“少年班很见效，也是破格提拔，其他几个大学都应办少年班。”随后教育部下发通知，全国13所大学都开设了少年班。省级重点中学也开设相应班级，为少年班输送学生。
“他们只是很聪明”
目前在中科大少年班学院，除了少年班，还有少年班“创新试点班”和教学改革试点班（又称为理科实验班或零零班）。
不同于前两个班，教学改革试点班的学生接受了完整的高中三年教育、通过高考统招或自主招生考进来。相对而言，他们的基础更扎实，成绩更优秀。
少年班和零零班有部分课程一起学习和考试，平均学分绩点(GPA)也一起排名。这时，少年班的学生会发现自己的成绩不再那么耀眼。
应对这种落差对于年纪尚小的孩子来说有些残忍。
何雨在中学就知道自己不是最优秀的学生，入学后很快接受了自己不拔尖的事实。但一些同学很难接受这种变化，她观察到：“他们年纪都很小，学校要求高，大一可能成绩不理想，心理上一下子就接受不了了。”
每年也会有几个学生特别优秀。他们一开始就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心思都在学术上，大学毕业升学去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顶尖大学。
其他人只是年纪很小进了少年班，觉得自己很年轻，是天才，不在乎成绩，也不清楚自己想做什么，再加上大学都是自主学习，他们开始放肆地玩。“有一点被埋没了。”何雨有些惋惜，而这些人有共性，“他们只是很聪明，但并没有对什么表现出具体的兴趣。”
少年班强调通识教育培养，入学前两年学习基础知识，之后再自主选择学科类目和专业。物理、化学、数学、计算机等大量基础课程压缩在一起，辛苦程度超过高三。
种种挑战堆积在一起，有人顶着压力加倍努力，也有人自暴自弃、整天打游戏，还有个别人延迟毕业、休学甚至退学。
“我后悔读少年班”
早期最出名的三个天才，人生的走向似乎并不如人们的期待。
除了“第一神童”宁铂，首届少年班还有两个出名的神童：跳过初中和高中、11岁上大学的谢彦波，12岁上大学、计算能力极强的干政。
宁铂数次拒绝参加考研，而后出家。
谢彦波在普林斯顿读博时和导师菲利普·安德森闹得不愉快，被传精神恍惚，成了“疯子”。
同样进入普林斯顿读书的干政也和导师相处不和睦，最后遭到学校劝退。
当年少年班成绩优异的学生一般会选择读理论物理系。但宁铂曾表示，中科大没有自己喜欢的专业，想去南大读天文系。校领导对此批示，“既来之，则安之”。最后，这位“第一神童”也被安排去读理论物理，当时有媒体报道他的成绩，“很多科目不及格，表现出的性格也很怪。”
大学毕业后，宁铂没有像大多数同学一样继续深造，而是留校任教，19岁就成了大学教师，这依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他曾多次报考研究生考试，但都没有参加。他声称，想证明自己即使不读研究生也可以当大学老师，不必像别人那样。但外界认为他不考研是害怕失败。
作为当时全中国最有名的天才，失败带来的压力远远超过普通人。
过度的关注和天才的名声让他迷茫。
“为什么不能做一个普通人？后悔读少年班。”宁铂曾经这样说。
他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就强烈反对对儿子的过度教育，也因此和妻子产生争执，后来离婚。
2003年宁铂出家，研究佛学。如今已经还俗，继续研究佛学，同时做心理咨询。
“我学佛是为了解决我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困扰。从1987年开始就深受这些困扰，为此我花了6年时间来寻找答案。”宁铂说。
上海首位中科大少年班学生张方，在当时也十分出名。但毕业后，他在工作中屡屡碰壁，也许是因为缺乏社交能力，或是社会化能力欠缺。后来他说：“我最后悔的是没按正常的年龄上学读书，也不会让儿子走我曾经的路。”
人们惊讶于天才的发展并不如意，也开始怀疑：天才教育是否合理？这些早慧的学生是不是真的天才？天才教育是不是一种拔苗助长？甚至有激烈的批评声认为少年班像是“天才集中营”——在本应自由成长的年纪，这些孩子却进入大学，进行高强度学习。
曾经的全国政协委员蔡自兴曾多次提交废止少年班的建议，1999年、2000年、2002年、2006年都提交了相关建议。他承认少年班确实取得了成果，但是应该保护天才，而不应过早开发。
多所高校的少年班也纷纷停办。2001年上海交通大学少年班停办时，相关教师透露原因之一是“生源范围越来越窄，质量也逐年下降”。除了生源，还有教学成本、学生心理素质等原因。
如今，国内保留少年班的高校只剩三所，中科大、西安交通大学和东南大学。
2005年，李政道在《少年班的建立与思考》一文中写到：
“应该看到，少年班的建立，是国家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为改变当时严重忽视人才教育状况而采取的一种方法。在现在教育制度已经恢复健康的时代，我们不能把少年班说成是高等教育的最好或必需途径，更不应该把‘少年’和天才宣传强调到不恰当的地步，去贬低一般的大学生，贬低正规的高等教育。”
不是天才教育的全部
中科大也曾转变和调整。
1985年，中科大创办了教改试点班，让统招新生中的拔尖者和少年班的学生一同学习；2010年后，又放宽了年龄限制，开办了少年班“创新试点班”。
曾任少年班学院院长的陈旸总结这些转变：“如果说少年班成立初期，我们的初衷是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话，那么如今，我们更希望探索一条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模式。”
在这样的模式下，何雨并没有走上一条典型的少年班毕业生的路：读博，做学术。中科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她成了算法工程师。自认平庸的她所从事的这份工作依然对智力、天赋等有着高要求，这是“大众意义上计算机里最难的岗位”。
何雨认为目前少年班的模式确实有利于培养学术人才。
经常有学术大牛来学校开讲座，老师在课堂上会鼓励学生毕业后去从事科研，同学之间也萦绕着一种氛围和共识——大部人未来会走学术道路。很多人博士毕业时才25岁，而年轻正是学术界的一大优势，聪明又年轻的天才们也愿意再读个博士后，去学术界闯一闯。
对何雨自己来说，虽然她会用“魔鬼”来形容密集的课程安排，但高强度的学习确实也让她收获足够多。
以十分为满分标准，何雨愿意给少年班的天才教育模式打九分，在整体课程设计、理科思维培养方面，她认为几近完美。虽然在个人关怀、人生规划指导方面欠缺，但大学教育通常都很难对学生进行事无巨细的关怀和指导。
一些学生无法适应也是没有办法的，“毕竟一套教育体系肯定没有办法适合所有人。”因为年纪小，没有人管，而天天打游戏挂科，何雨想这样的学生在每个学校都会有，并不是中科大少年班独有的现象。
北京开放大学校长、教育学教授褚宏启认为，少年班出现的问题，反映了“加速模式主导下的天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不过必须注意，少年班只是天才教育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天才教育的全部。
“天才”，不能失败
“只有你成功了，你才能获得人们的认可，否则你就会饱受非议。”中科大少年班1986级学生江勇说，他曾经不敢对外承认自己是个天才。
15岁时，他曾产生厌学情绪，进入少年班后，发现这里“比高中更高中”，不适应，压力大，多门课不及格，也开始怀疑自己最初想要成为科学家的梦想，转头迷恋哲学，最后留级。
其实，少年班的毕业生大都获得了世人眼中的成功。只是，一旦有走上其他道路的学生，人们就开始探讨，天才是否就此跌落。
少年班的学生们也意识到了。
“做一名早慧儿童是不幸的。”王永说，因为他觉得社会对少年班不包容。
电视节目里，一个3岁的小女孩唱京剧，观众感到出乎意料，因此反馈热烈。“这个3岁的小孩现在能拿第一名，但是你能保证她三四十岁的时候还是第一名吗？不能，但是看待少年班的时候，很多人就不这么想。年龄越小的选拔，后面所遇到的不定因素就越多。换句话讲，他的出才率就越低。”
他联想到少年班。“小学、初中、高中都特别优秀的小孩，考不上大学的也比比皆是，但是人们不会盯着他。但对于少年班，外界没有那么宽容，即使我们班80%都考上研究生，他们还是会说‘你那里有没考上的’。”
曾任中科大少年班班主任的孔燕也注意到，很多学生到一个新地方或者首次和别人见面，一开始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少年班的。因为他们担心会被“神童”“天才”的标签固化，并提高期待。“少年班的学生不希望被认为是神童，他们希望社会以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待他们，跟他们相处。”
另一方面，他们是否能过早地就被定义为天才？在人生刚刚开始，就被冠上天才之名，顶着巨大的光环，对这些孩子来说，是不是一种伤害？
中科大少年班1983级学生、美国耶鲁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终身教授邵中认为，少年班的学生虽然聪明，“他们绝对不会比每年考上北大、清华和中科大的普通大学生更聪明。”
据中国人才研究会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刘嘉介绍，保守估计超常儿童占比至少为1%。以全国约2亿中小学生总人数计算，1%约有200万人。他们的人生和事业将走到哪一步，中间有太多不确定因素。
然而一旦被冠上天才之名，他们也以为自己终将登顶人类智慧之巅。他们又该如何面对，自己也许并不属于人类社会的群星？
中科大少年班1978级学生吴向东在2005年校友聚会后写到：“22年前，我们轻轻地走了，从科学的神坛走下，进入平凡的世界，艰难地尝试着做一个平常人……以世俗的标准衡量，我们不可谓不成功。但如果以我们自身的期许，以我们的天赋，我们达到自己心目中的光荣与梦想了吗？”（文中何雨系化名）
●参考资料：
1.《超常儿童成长之路——中国超常教育30年历程》，施建农主编，科学出版社
2.《少年班三十年》，辛厚文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四十年新闻报道选辑》，陈旸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中国第一个中学天才班：38年后，他们都去哪儿了？
●撰文 石悦欣 编辑 沈佳音
陈曦 9岁进入北京八中少儿1班，1985级毕业生。13岁时考入西安交通大学少年班，20岁取得清华大学硕士学位，24岁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26岁完成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31岁获得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青年科学家奖——美国政府给予青年科学家的最高奖项，获“2007年度总统奖”。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地球和环境工程系终身教授，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客座教授。
包志强 10岁进入北京八中少儿2班，1987级毕业生。在少年班学习三年后，提前一年高考，13岁考入清华大学，22岁获得北大博士学位，24岁成为北大副教授，之后陆续有十几名八中少儿班的毕业生成为他的学生。
尹希 10岁进入北京八中少儿5班，1983级毕业生。12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22岁取得美国哈佛大学物理系博士学位，之后进入“世界上最顶级的博士后岗位”——哈佛精英学会。24岁，他被破格留在哈佛大学做助理教授，31岁成为哈佛大学物理系终身正教授，是迄今为止哈佛大学最年轻的华人正教授。
看到以上履历，你头脑中一直浮现的词是什么？
天才。
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又是如何被发掘和培养的？
北京第八中学提供了一个答案。
加速教育和充实教育
智力缺陷、身体残疾、智力超群都属于特殊群体。如果说前二者需要进行特殊教育，超常儿童也需要超常教育（即天才教育）。
1985年，北京八中开办了中国第一个中学超常教育实验班，简称少儿班。
北京八中的招生对象为10岁左右，具有小学四五年级文化水平的智力超常儿童。入学后，这些学生接受四年的弹性学制，在四年里（2014年后改为了五年）完成小学五年级至高三共八年的课程。起初两年招生一届，之后一年一届。
北京八中校长王俊成曾提到：“教师们经常发现有些聪明的学生在课堂上‘吃不饱’，现有的统一教学速度和深度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长此以往，不但会延误他们的成长，还会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
少儿班的学生，往往在14岁左右参加高考，多能考入清华、北大等重点大学。“其中有10届学生高考成绩超过了当年北京市高考成绩最好的学校。”
建立之初，校方确立了“使超常儿童潜能得到最佳发展，成长为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高中毕业生”的培养目标。
八中少儿班的选拔主要分为初试、复试、试读。
初试和复试为笔试。初试为语文、数学和思维测试，考察学生的基础知识和一般认知能力。复试还另外考察学生对于学科的知识运用技能和高级认知能力。最后一个试读考察阶段，采用封闭夏令营的方式，在约为7天的时间里，对学生的课堂学习、自学、文体活动、才艺展示等各方面进行考察。
2007年起，八中对进入复试的学生家长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家庭教育观念、方法、亲子关系及家长的人格特征等。
1985年，全市共700多人报名，537人参加考试，通过层层选拔，35名学生组成了我国第一个中学超常教育实验班，简称少儿班。他们平均年龄十岁零十个月，最小的7岁多。
经学校追踪调研，曾公布第一届毕业生去向：
9人在大学或研究机构担任教授、研究员。19人在金融、计算机、通讯、网络等行业任职，从事高管、高级分析师、科技研发等工作。4人是建筑设计师，1人是医生。
第二届毕业生，在理工科、政治学、心理学、视觉科学、运动体育、公共卫生等领域都有建树，其中不乏银行家、科学家、医生、大学教授、外企主管和高管，甚至波音747的机长。
钱学森曾写道：“北京八中的确办了件好事，证明教育改革，18岁成硕士是完全可能的，不是空想。”
少儿班是缩短学制的“加速式”教育，素质班则是“充实式”教育。
2010年，北京市教委批准北京八中创办智力优秀学生综合素质开发实验班（简称“素质班”）。主要招收小学四年级学生，用七年时间完成小学五年级至高三共八年的课程。
在开始学习物理、化学、生物之前，素质班先开设了综合自然科学基础课，由八中教师自编。同时也不轻视人文教育，八中教师自编历史与社会课程，开设“中华典籍选读”，增设逻辑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等人文社科课程。
在创新课程实践中，有自然体育课、综合自然科学课、自由阅读等。
每学期有两周实践，一周用于社会实践课，一周用于研究性学习。学生每年可以参与和完成十项左右课题研究。
在学几何之前，素质班的数学老师会布置暑假作业：学生可以设计、制作一件衣服，材质、样式不限，需要画出设计图，写出在此过程中的感受和启发。
测量、计算、设计、裁剪，在此过程中，孩子们学会使用比例尺，懂得了对称与美。
除了学期末或结课时，素质班通常不进行考试。素质班采用过程和结果、实分制与学分制相结合的原则，满分360分。考评内容主要有人文素养、学科素养评价，各占150分，以及发展素养评价，占60分。素质班为学生建立学情档案，用因人因材评价软件，对学生的发展状况及潜力做出评价。
由于学生们要参加高考，首届素质班最后仍要回归高中教学模式，应对高考，对学生的创造力发展不利。王俊成在论文中提到，为应对此类情况，之后整体设计素质班“4+3”教育模式，“在教育方案中统筹设计小初高培养目标与策略，更好地在中学阶段为拔尖创新人才打好基础”。
“体育！”
少儿班毕业小聚，谈起八中求学时受益最深的课时，20多个人大喊，“体育！”
这门被学生们称为“奇迹”的课，全名为“自然体育课”，为八中体育老师杜家良首创。
八中超常教育三十周年时，曾出版过一套三十年文集。在《北京八中超常教育30年文集之学生篇》中，许多毕业生都回忆了这场“奇迹”。
尽管他们要用四年上完八年的课，但每周仍会抽出半天时间“玩”。
比如徒步。
在徒步、长跑还未流行的上世纪90年代，杜家良带着十三四岁的孩子们坐地铁1号线。到八宝山后，再走回八中。或坐到苹果园，再走回复兴门，最长徒步距离17公里。4年间，他们走遍了胡同内外，玉渊潭、香山、八大处、圆明园、八达岭、樱桃沟、陶然亭……
一次遇上沙尘暴，“太阳都变成了蓝色”，学生们又累又渴，“但看到年过半百的体育老师还在坚持，也咬着牙走完了。”有学生回忆。
比如骑行。
少儿5班、6班、7班的学生，在12岁时，全员学会了骑自行车。杜家良带领学生们，利用暑假八九天的时间，进行骑行的远征。
他们从北京骑车到河北山海关，往返近1500公里。在目的地休息时，杜家良组织学生在北戴河下海游泳，在南戴河乘快艇和拖伞，到昌黎滑沙……骑行期间路况复杂，行程长，天气炎热，学生们就自己动手打点行装，修车。
1985年入学时，少儿班曾做过体测。八项指标中有五项（身高、体重、胸围、50米、耐力跑）低于北京市同年龄组的平均值。第一次短跑测验中，90%以上的学生成绩低于市均值。体育和智育的脱节，是自然体育课成为重点的主要原因之一。
入学时，只有两三个同学会游泳，毕业时，学生们都能游上千米，有人在大学参加比赛得了奖，有人参加马拉松，铁人三项……
自然体育课沿袭下来，成了少儿班的传统。一位家长曾在三十周年文集中分享，自己孩子读书时，每天2000米长跑，身体结实了，个子长高了。在少儿班的四年里，几乎没生过病，没请一天假。
八中一直都有“第一次铃声”和“最后一次铃声”仪式。有一年“最后一次铃声”仪式现场，由于高温，一些高三的学生陆续晕倒，“只有少儿班的孩子们无一例外地气宇轩昂地站着”。
神童的未来之路
离开学校近三十年了，陈曦还记得初试的问题：请描述进入校门后看到的景象。
按院胡同，槐荫满地，灰砖瓦片，红砖大门，小院落……总是不时地出现在他梦里。
他刚上小学时，看了母亲给他的书——《少年大学生的秘密》，接触到“少年班”一词。他告诉母亲，要13岁上大学。少儿班毕业后，果真在13岁时考入了西安交大少年班。如今他已拥有数十项国内外专利，是国际公认的力学界新一代领军人物之一。
在文集中，大多毕业生都认为，自己是少儿班的中等生，成绩一般。少5班的张湛是其中之一。
他曾在北京一所普通小学就读，进入少儿班后，他感觉到自己似乎与其他的孩子有些不同，在他的回忆中，全班30人，自己仅两次考进全班前十。
可他从未因为学习发愁。
语文老师的假期作业是，让大家读三部长篇小说，但这场阅读之风并没有因假期结束而终止。
张湛11岁时读了《复活》，12岁，利用上下学的时间，花了一年看完了大部头《战争与和平》，周末坐在护城河边看《三国演义》……有一次，在语文课前三分钟，张湛讲了莫泊桑的《项链》，时间远超三分钟。老师没有打断他，反而给予了夸奖和鼓励，此后，语文课前就有更多的人开启了“故事会”。
虽然少儿班更注重理科培养，但不妨碍班里浓郁的文艺气息。读书、听音乐、创作、看电影……班级文坛百花齐放，写小说、写周记、班级日志。
英语课上还有戏剧表演，同学们把课文改编的戏剧搬到课堂上。张湛记得，第二年，同学们的新年礼物是看《音乐之声》。
这些精神生活，丰盈着每一个同学。对张湛的影响，则延伸到了毕业后。
14岁的张湛考入了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后获得北大外语学院硕士，又前往哈佛大学近东语言与文明系伊朗学专业读博。
单独的小院，专属的老师，特别的体育课……“这些都把我们和其他人区别开来。让我对于大学的‘正常’生活毫无心理准备，本科四年一直都有‘我不属于这里’的异类感。”
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因年龄差别产生的不自在，也逐渐消退了。
1993年，陈溪放弃了景山学校第一届数学实验班，选择了八中少儿班，进入了少5班。
最初，母亲对于这个选择很是担忧——她能不能考上一个好大学？
在开学的班会上，老师告诉家长，孩子的目标并非四年后考入重点大学，而是“要为科学、为人类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成为社会受欢迎的人”。
在母亲的描述中，10岁的陈溪曾想要成为“在月球上画地球的第一个中国人”。女儿还不懂今后的方向是什么。
少5班的第三年，陈溪萌生了对生物的兴趣。“DNA为什么是双螺旋？为什么人有如此发达的大脑和智慧？为什么会有情感与理智的矛盾？……”
这些指向生命终极思考的问题，让陈溪爱上了生命科学。
准备报志愿时，她清晰地告诉母亲，第一志愿北大，第二志愿北大，第三志愿还是北大。在14岁那年，陈溪考入了北大生命科学学院，24岁获得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神经科学博士学位，28岁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和麻省理工大学共同培养的医学博士学位。
14岁就要考大学，有些孩子对于学校、专业选择不甚明白。早年的少儿班，一些学生在高考前无法进入状态。有的同学转入了普通班，有些选择了复读。
一位少7班的学生，在填报志愿时举棋不定，请教老师后，第一年报考了数学专业，准备读研时再转为其他的基础学科。但她选择了复读，因为这一年她找到了兴趣，在第二年报志愿时，坚定地选择了建筑设计，后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
这些“天才”们，顶着光环而来，备受瞩目，似乎未来之路就应该金光闪闪。有的毕业生在文集中回忆，即便自己没有别人聪明，是个误被选入的“残次品”，但从未有“后悔”二字。
他们在文集中提到少儿班是如何影响自己时，出现最多的词汇是：独立，学习，思考。
●参考资料：
王俊成，何静，开发人才中的“富矿”：
北京八中31年超常教育探索及启示，《中小学管理》
王俊成，“素质班”：智力优秀学生的“充实式”培养新模式——新形势下北京八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本土探索，《中小学管理》
《北京八中超常教育30年之学生篇》学苑出版社，2015
《北京八中超常教育30年之科研篇》学苑出版社，2015
《北京八中超常教育30年之家长篇》学苑出版社，2015
各国立法保障，天才也是弱势群体？
●撰文 林杨攀 编辑 曹颖
天才教育在世界各国都呈现出日益重要的趋势。
早在2021年12月，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OECD成员国天才学生融入的政策办法与举措》如此表示。
国外许多国家不仅推行天才教育，甚至出台了法律、法规、政策来保障天才教育的发展。
但关于天才教育的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是否需要天才教育？对天才实行特殊教育是一种不公平吗？这些问题同样困扰着国外教育界。
大国竞争少不了天才
天才教育备受重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国家人才培养的需要。
科学家李政道在1974年提出人才培养建议，直接促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立少年班，一大初心是为国家建设培养重要人才。
早于中国二十多年，美国在1958年就通过了《国防教育法》，将天才教育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当时美苏处于冷战中，国际环境强化了美国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就在一年前，苏联成功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让全世界意识到发展科技和军事力量的重要性。
从1974年教育部成立天才教育办公室，到1978年修订《初中等教育法》时增设《天才儿童教育法》，再到2015年奥巴马政府颁布旨在加速培养天才学生的《让每个学生成功法》，美国为天才教育提供法律支持和财政保障的出发点都落在了助力国家社会发展层面。
大力发展天才教育，也是美国建立起人才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最直观的结果是，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美国诺贝尔奖得主的人数大大增加。
韩国的《英才教育振兴法》更是明确指出，通过法律保障天才教育的目的在于“达到个人的自我实现，寄希望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也都出台了相关政策、成立专门机构，助力天才儿童的教育。自20世纪中叶以来，发展并保障天才教育在各国已成为普遍趋势，并在法律和政策上获得合法性。
天才也需要特殊教育？
近年来，随着教育领域与心理学方面对天才儿童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到天才教育作为特殊教育的必要性。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西班牙萨拉曼卡举办“世界特殊需要教育大会”并发布《萨拉曼卡宣言》，将天才教育纳入特殊教育的一种，主张“差异化而非均等化的公平”。
美国国家天才儿童协会(NAGC)认为，跟学业上表现吃力的学生相比，天才儿童反而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满足天才儿童的特殊需要是该协会创立的主要目的。
很多人认为，天才儿童即便没有接受特殊教育，依然能在学习中取得优异成绩，但跟人们的惯常看法相悖的是，天才儿童并不一定在班上名列前茅，他们很可能并不起眼，甚至是差生。
瑞士儿童教育学家多莉丝·佩罗丹-卡伦研究天才教育多年，是欧洲高能力委员会(ECHA)天才教育方面的专家，她发现一些天才儿童会因为担心自己与众不同而遭到排斥，因此时常隐藏自己的潜质。
同时，一般学校的课程设置会让天才儿童感到无聊。“由于缺乏必要的激励，这些学生逐渐失去了动力。”佩罗丹-卡伦指出，调动并激发天才儿童的积极性和潜力，创意性的课程设置十分有必要。
天才需要特殊教育，正如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尔·洛德威克说，“天赋只是一个起点，后天的培养和教育才是塑造天才少年成才的根本。”
精英教育，还是差异化公平？
自诞生之日起，天才教育首要面临的问题便是教育公平的问题。
天才教育经常同精英教育划上等号，在不少人眼中，这是只有一小撮人才能接受到的教育。因此天才教育时常被质疑制造了一种不公平。即使是在最早提倡天才教育的美国，其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
主张教育公平的呼声之下，美国在2002年颁布实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基础教育政策重点关注成绩较差的学生，而非拔尖的那一部分。直到2015年，《让每个学生成功法》出台，将基础教育管理权归还给各州，恢复强调对天才学生的培养，并增加对天才教育的经费支出，才为天才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瑞典学者胡森曾对机械化的教育公平提出批判，他主张的教育公平并不指向无差别的一致，而是每个儿童的天赋得到相同的发展机会。“有教无类”式的公平需要被强调，但“一视同仁”的无差别对待，则是另一种不公平。
某种程度上，没有被正确引导的天赋也可能成为另一种诅咒。在《我的天才噩梦》一书中，作者玛丽露·史特拉斯纽斯基用了10年时间，对上百位被认为是天才的人进行追踪。她发现，天才并不必然意味着聪明带来的各种好处，它还包括了与环境不同步而产生的冲突，渴望隐藏真实自我的冲动，以及极度的孤独感。
史特拉斯纽斯基认为，对天才的重视和鼓励并不必然是出于精英主义思维，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也不意味着谁比谁更好，“如果你是一个具备天赋的人，不妨将自己视作一种催化剂，一种具有创造未来的宝贵属性的催化剂。”
何为天才？
智商测试曾是认定天才最常见的方法。
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推孟修订了斯坦福-比奈智力测验，并进一步推广用于智商的测定，推孟将天才儿童定义为智商高于130或是处于前1%水平的儿童。
虽然修订后的斯坦福-比奈智力测验被公认为最好的智力测验工具之一，但是仅凭智力这个单一维度来认定天才的方法也极具争议。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教育专家和心理学家开始强调智商之外的因素，加入了情商、创造力等维度。
世界各国对天才的定义并非完全相同，但目前一致认可天才的认定应该超越智力的单一范畴，更加多元与丰富。
1972年，美国发布的《马兰德报告》第一次从联邦政府层面对天才儿童做出定义，在一般智力之外，天才的内涵进一步扩大，囊括了创造力、艺术能力、领导能力、特殊学术能力等。这一认定标准在后来的修改版本中不断完善，沿用至今，成了美国各州在认定天才儿童时的重要依据。新加坡同样参考这一界定。
韩国的《英才教育振兴法》将天才界定为“具有非凡的才能，为了开发其潜力，需要特殊教育的人才”。在天才认定上，引入了六个评判维度——一般智力、创造性思维能力、艺术能力、身体素质、特殊学术能力以及其他特殊能力。
英国和澳大利亚倾向于将天赋和才能分开界定，认为天赋(giftedness)是指在一个或多个领域具备的先天才能，才能(talent)表现为接受教育和培训后，在某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出众能力。天才儿童(gifted and talented children)被认为兼具天赋和才能。
世界各国针对天才教育的立法保护与政策支持
美国：提升到国家战略
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将天才教育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1978年的《天才儿童教育法》进一步指出，天才儿童“需要特殊的服务或活动而不是一般的学校活动”。
关于天才教育最重要的两个法案分别为2015年奥巴马政府颁布的《让每个学生成功法》以及同年重新授权实行的《贾维茨天才儿童教育法》——这是为美国各州、地区以及高等教育机构专门提供资金支持的联邦计划，用来开发适合天才学生需求的课程和教学策略。
此外，在美国还存在各种非营利组织和私人机构，例如天才儿童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Gifted Children)，致力于提供支持和资源，推动天才教育的发展。
德国：从沉寂到重视
德国教育更注重教育机会均等，天才儿童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沉寂状态。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天才儿童研究的开展，天才儿童教育在德国才开始受到重视。
1992年后，德国陆续成立了天才儿童教育协会和相关组织，政府层面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加速天才教育的发展。譬如2016年出台的《联邦与各州有关促进资优学生以及具有资优潜力的学生的联合倡议》，通过引入新的教学和评估方法来提升教学质量，为天才学生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与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启动“中小学培优”计划，为期10年，联邦教育部和州教育部共同投入1.25亿欧元用于促进天才儿童教育发展。被选中加入该计划的中小学将共同参与制定促进天才学生发展的战略，并进行相应的评估。
韩国：培养特定领域的专家
在韩国，天才教育被称为英才教育。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韩国推进天才教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提升国际竞争力，发掘各领域优秀人才，韩国于2000年制定了《英才教育振兴法》，明确了英才教育的实施对象以及领域。
在韩国，英才教育模式主要分为三种，分别是专门设立的英才学校，在一般学校开设英才班级，以及大学、研究所和教育厅设置的英才教育机构。韩国重点关注的是培养特定领域的专家，包括科学、数学、艺术、体育等领域在内。
韩国教育部从2023年起推行《第五次英才教育振兴综合计划(2023—2027)》，该计划为期5年，重点内容包括制定国家级选拔标准，用于发掘具备潜力的学生，强化软件和人工智能领域的英才教育，推进设立科学英才学校等等。
澳大利亚：各州先行，强调教师职责
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正式制定面向天才儿童的教育政策之前，各州的教育法案首先发力，推进天才教育。譬如1980年昆士兰州发布《埃亨报告》，指出教师应当为天才学生提供相匹配的教育。在该报告的推动下，昆士兰州建立了天才教育常务委员会，负责制定辖区内公立学校的天才教育政策。
截至目前，澳大利亚六个州以及两个领地均制定了各自的天才教育政策，即便是师资力量相对匮乏的新南威尔士州，2022年也有77所学校设立了面向天才学生的机会班(opportunity classes)。
重视教师的作用，是澳大利亚天才教育的特点之一。2005年，联邦政府层面公布的《天才教育：教师专业发展计划》强调教师需要承担的职责，包括理解并识别天才学生，为天才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课程与发展项目。
县中的孩子和他们的百草园
●撰文 石悦欣 编辑 沈佳音
如何帮助县中的孩子跑好“最初五百米”，让他们以后的人生能越跑越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楼道里醒目的红色，刺眼地显示着距离高考的天数。学生穿着统一的校服下楼，灰压压地聚集在操场上，跑操、背诵、昏昏欲睡。铃声一响，回到教室，上课、刷题、愁眉不展。
一架分数为王的巨大机器，正严丝合缝地运转。
这里，是县中。
在学校行政楼的一间教室内，蓝、粉、紫色的颜料铺满天花板，融成一片星空顶，零星地坠下几根长短不一的绳子，绳端挂着“星球”。角落里的蚂蚁观察区，有至少五种不同种类的蚂蚁长居于此。墙上贴满五颜六色的活动海报、手绘，书架上摆着《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N号房追踪记》《素食者》等各种书籍，各个角落被吉他、象棋、桌游、空竹、飞盘等填满。
这里，也是县中。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林小英曾做过县中调研，结果显示，中国2000多个县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但近年来，优秀师资和学生外流造成的“县中塌陷”现象持续引发各界关注，县中在“超级中学”和省重点中学的夹击下被抽空：县中加速衰败，生源加速流失。
林小英形容，县中学生成为了“不被期待的”、“剩下的”孩子。
她不禁发问：县或者说以县为代表的农村，是目前基础教育最主要的承担者。而在今天，以升学预备为主的学校教育系统在坚持一种价值的同时，到底忘记了多少东西，又忽略了多少人合理合法的正当教育需求？
这些忽略的需求被一个致力于县域教育的公益组织——PEER毅恒挚友发现。这些“外来者”们闯入县中，成为驻校志愿者，服务、支持、赋能，与学生同行。他们又被称为“挚行者”。
苏妍妍是湖南A县的挚行者，上学期这里由她负责。她刚来时，被这抹明丽惊到了，“县中怎么会有这样一个空间？”
这里全名“PEER空间”，是在县中为学生设立的“生活空间、学习空间和公共空间”。自2015年起，PEER在湖南、广西、贵州的10所中学设立了PEER空间，每个空间有1-2位长期驻校志愿者，与学校共同实践人文素质教育实验。
沉默的和迷茫的
苏妍妍到湖南A县后第一周，当了一天“影子学生”，跟随普通学生的作息——早上6点起床，晚上10点晚自习结束。
刚从大厂裸辞的苏妍妍，重新感受到了强烈的窒息感，当了半天“影子”就想放弃了。“这哪是学校？这不就是培养未来‘996’打工人的工厂吗？”
苏妍妍后来发现，学生们对此并非麻木。那些兴趣爱好、青春期的烦恼苦闷，在这个巨大的机器下波涛汹涌。
学生在QQ上建了一个类似倾诉树洞的账号，接收着学生们无处安放的思绪。他们在上面匿名讨论、吐槽、分享八卦。“放假”和“告白”是出现最多的字眼。
PEER空间也是这样的容器。挚行者负责打扫卫生、接待学生等基本运营，也支持、带领学生做学业之外的探索。
陪学生聊天是挚行者的主要工作之一。
他们聊考试学习。经常有人问苏妍妍怎么学数学，怎么做卷子。按理说，学生们的一天，除了午休和晚饭的一个多小时，都在学习，但成绩却不理想，满分150分的数学，有时一个实验班的平均分也只有50多分。高考时，全年级只有约十个人能考入“985”高校，大多数人上一本线都难。
他们也聊成长的烦恼。有时班级的尖子生会告诉她，想做除了学习以外的任何事情。
老师的评价、家长的态度、同辈的目光，成为外界拉扯他们的几股力量。“他们很难真正看到自己的内在需求，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从而理解身边的世界。县中学生很少认真思考这一点。”苏妍妍说。
在县中，她问学生：“这事你具体是怎么想的？”大部分是沉默，或回答“没想好”。
“大家好像很习惯用一套非常大的话语来表达，就像他们的作文一样。”苏妍妍曾分享道。
距离A县200公里的湖南B县一中，有另一个PEER空间，这里的挚行者是小树。
B县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想去最近的高铁站，都要坐两个小时的大巴越过大山，这是县城通向外界唯一的交通工具。
这里几乎没有娱乐场所，人们最大的爱好是喝油茶、打牌。走在街道上，小树随处都能听见麻将机运作的声音。
家长会放下手头的事，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但不能投入大量成本。很多女学生告诉小树，考大学名校不重要，免费是首要的，家长希望她们考免费师范生，省钱，毕业后还能回来照顾父母、相夫教子。
学生们很难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回到家乡，也成为了学生们迷茫中唯一确定的目标。对于未来的职业，他们大多会期待当老师或公务员。
苏妍妍偶尔也能收到学生们对于未来的提问，“我应该怎么考公务员？”
人生“最初五百米”
林小英曾提出，理解县中孩子，不妨将他们当成一种处境去理解——人们都可能碰到“被剩下”的处境。
在2021年的全国两会上，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第三次提出了“县中塌陷”现象及相关建议。从升学结果上看，县域内初中生升入本地高中的比例、县域高中生进入国内名校的比例都较十年前降低。
2021年12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印发了《“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明确到2025年实现“县中整体办学水平显著提升”。
2007年，PEER开始服务于县中，并于2015年通过“PEER空间”深耕县中教育的日常。他们想看到县中学生真实的面孔和困境。
PEER于2021年2月搭建了三位研究员和两位指导老师组成的研究团队。三位研究员分别前往广西和湖南的三所县中，开展了为期四个月的田野调研，共收集到57位学生访谈和33位学生的自传写作材料，整理了超过18万字的参与式观察记录，编成《县镇中学生画像》（以下简称《画像》）。
留守儿童、单亲家庭、经济困难，是很多学生共同的困境。
学晓杰妈妈是邻省人，因贩毒吸毒入狱，出狱后，在长沙遇到了学晓杰的父亲，两人闪婚。爸爸常年在外工作，妈妈嗜赌，常去赌场，学晓杰从小被丢给奶奶照顾。
10岁那年，父母闹离婚，母亲去世。
上高中后，他先被班上同学校园霸凌，再接连被确诊分裂性情绪抑郁症、冠心病和脑梗，医生告诉他：“你是我见过患冠心病年龄最小的。”
但他是坚韧的。学晓杰休学又复学，高中变成一段“抗战五年”的历史。有次在小吃店吃饭时，高三的他说起自己的故事，他告诉研究员蒋颜，很想快点考出县城，离开这个经济和思想都贫穷的地方。
在这里，手机成了很多学生唯一的窗口，承载着学生们主要的娱乐活动：看网络小说、打游戏、聊天、刷视频。
因为学校不准带手机，藏匿手机的现象非常普遍。曾有同学告诉研究员周雨春，晚上回宿舍后拿出手机的学生，多则六人，少则两三个。有些学生会带两个手机、交一个留一个，有些学生则在淘宝购置逼真的模型机交给老师，更有学生为了拿手机放弃寄宿，选择走读。
周雨春多次在空间遇见学生玩手机的现象。挚行者和空间管委会也曾就空间内的手机使用规定进行讨论，最终约定如果学生只是在课间短暂使用手机放松、并且不干扰他人，则不予以干预。
《画像》中记录了一所县中发生的跳楼事件。
这名学生独自留守县里，没有朋友，没有隔代亲人，父母都在外地打工。那块小小的屏幕就是他的全世界。手机被老师没收后，非常悲愤。但从楼上跃下后，对死亡的恐惧让他抓住了教学楼走廊的外沿。最终男孩被救下，受了点伤。第二天，这位学生被勒令退学。
今年暑假，周雨春到一个叫阿成的学生家里做回访。木质的老房子扎在山坡上，家里的摆设很简陋，家具是暗的，墙壁是暗的。一天中，阿成十几个小时都花在手机上。打游戏，成天听Beyond乐队的歌，或者对着手机什么都不干。
他初二第一次听《海阔天空》时就被击中，他从歌词里看见了自己。Beyond也成为了他的偶像。高一时，他在草地音乐会、研学时的文艺晚会和社团之夜都演唱了Beyond的歌，一时间在高一学生中人尽皆知。他和周雨春说，自己喜欢“整烂活，让大家开心”。
有时，阿成也会帮着家里干活，摘烟叶，采花生。暑假时，他会在奶茶店打暑期工，在快递站分拣货物，挣零花钱。
“去了之后我开始特别理解，真的感受到智能手机和网络对他们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周雨春说。
阿成玩着一款名叫《猫和老鼠》的游戏，里面有项内容是建立亲密关系。当玩家互相之间的亲密度达到100点后，就可以由其中一方向另一方在“亲密设置”中发送申请，请求建立超出好友的更特别的关系。阿成给周雨春展示了自己的200名游戏好友，给她讲述他们之间的故事。
他说游戏里的朋友“随叫随到，比较铁”。阿成向周雨春解释，自己会和现实朋友聊一些心思，但会和网友分享喜悦，因为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缺点，而是“看你的口才和素质”。
学生对未来的想象只有模糊的形状。当县中孩子被问及理想大学时，他们脱口而出的往往是顶级名校。“但他们的能力与目标有着巨大的差距。”周雨春说，“他们也从未想过自己要去学什么，即便想到几个学科，也不知道专业设置是怎样的，未来可能的就业方向是怎样的。只想考好一点，再考好一点。”
今年四月，小树又一次回到了B县。聊到上学期他们在空间发起的校园公共行动时，一个深度参与的女生这样说道：“我觉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你可以做一些小事，你浇一浇花，你可以告诉自己，‘这个花今天长得这么好，是因为我给它浇了一点水’。就是这样，生活中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成为一个鼓励自己的点。”
小树的专业是物流管理。四年里，她学习的是如何用技术手段和管理手段打通仓储物流的“最后五百米”，追求尽可能的时效性，让物流越来越“快”。
在做挚行者时，她听到了一个新的概念，叫“最初五百米”，是指第一个把我们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五百米，让我们和周围的环境展开互动和交流。
如何帮助县中的孩子跑好“最初五百米”，让他们以后的人生能越跑越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县中开了一个“百草园”
9:50，PEER空间的门打开。课间，学生们络绎不绝地出入于此。看书的、拨弄吉他的、聊天的……
凌仙云是PEER空间的常客，几乎每个大课间都能见到他弹吉他的身影。
他会把自己的吉他摆在空间的乐器角，注明“私人物品，请勿动用”。在晚自修的后两节课，他也会经常出现在PEER空间，对着手机看数学网课视频自习。其他人就算不学习也要待在教室，他主动申请去PEER空间看网课自习，而且言行一致。他的成绩稳定在年级理科二十名左右。
他自我定位清晰，目标明确，坚信“人生最重要的两件事，一是吃到一口饭，另一个是做好自己感兴趣的事”。
邓佩萱是个热爱二次元的女孩。第一次出现在空间时，她的校服上别着鲁迅和普朗克的徽章。她解释道，“迅哥儿保佑我语文上110，普朗克保佑数学上120”。她热爱动漫，想要在市里办漫展，想排演舞台剧。但因为即将升入高三，爱好只能为学习让步。
小树不断地同各类学生聊天，有时四五个学生同时跟她说话。
来B县之前，小树往返于江苏和山东各县，做困境儿童的基础帮扶、儿童关怀、性别等公益尝试。经验告诉她，对于行为和学习习惯，年纪越小的孩子越容易被干预和纠正。而面对马上就要成人的高中生，她疑惑了，能为他们做什么？
小树也在县城长大，她依然记得自己刚到苏州读大学时，听着城里学生们谈论一些话题，她总觉得有些疏离。当小树作为一个“外来者”，闯入学生们的生活后，她成为了那个见多识广的“大城市”的孩子。
不同的挚行者有着各自的背景、经历和人生体悟，他们专注于不同的社会议题，带着自己的个体经验，为学生们打开了一扇门。接触不同的挚行者，学生们会输入新的知识和思考。
在B县的半年中，小树带领学生们组织了几次项目活动。PEER将同学们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发现身边存在的公共议题并开展行动的项目命名为“友毅思”计划。
内容包括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项目，对周边环境做一些微小的行动。小树在她所在的那个学期带领了5个行动组，所涉及的议题有自然教育、性别平等、文化保育、生涯规划等。
她曾带学生们做了一个名为少数民族回归生活的活动，在这个少数民族自治县里，学生们自己设计了民族文化校服，在全校进行展示。
小树带四名文科女生做探客教育。“女孩探客”小组在了解课程后，将探客与女性问题结合。她们共设计并进行了独居女性如何应对门外盗贼、男女双用厕所、公主营救落水王子三个场景。
项目结束后，小树感觉到了学生们在精神层面的一些改变。他们会对他人的处境和观点进行思考，在自己一成不变的生活中，掌握了一丝话语权。其中一名学生做了公开演讲，从来不会夸奖孩子的父母看了比赛视频后，发了朋友圈。
苏妍妍曾在暑假带领学生们参加全国中学生领导力比赛。县中的学生上场，演讲时会明显紧张。他们站在从未体验过的聚光灯下，感受着不曾想象过的百人级的目光注视，背完稿子结束。没有自信的气场，也很少主动和别人交流。与城市的学生相比，综合素质上的差异显而易见。
“空间想要带给学生的是未来进入社会后一些有益的东西，让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苏妍妍说。
有的项目会遭遇重重限制，但学生仍能像野草一样蓬勃生长。
“友毅思”中有个女生想做环保主题，她组织了一些和世界地球日有关的活动，但参与度很低；中途班主任和家长都提出禁止她参加任何学习以外的活动；几乎小组所有成员都要退出……
但女生一直在寻觅方向：没人组队就自己做；没有动静就换主题……之后，她开始研究女性话题，和其他女生成立了“我们(women)编辑部”。她们在校园内外做了反性侵歌词节选、诗歌分享；一分钟了解反性侵法律和受害者有罪论；美丽羞耻相关的问答墙等。
空间的常驻学生们回到教室后仍要面对成堆的书本和试卷。这些尝试或许并不能让他们的成绩有质的飞跃，但每次活动后获得的正反馈，可以让他们看到自己的价值和更多的可能性。
PEER空间使同学们在繁忙单调的学习中能短暂逃离。放空、读书、闲聊、玩乐，这些原本最平凡不过的事，对于他们来说却很奢侈。
有学生称这里为疗伤所、桃花源或者乐土。苏妍妍很喜欢学生的一个比喻，这里就像鲁迅笔下的百草园，永远有让人想要探索的乐趣。
“县中的孩子是一种处境”，悄无声息地毕业，再隐入茫茫的社会巨浪中。
正如林小英所说，“教育不该是适者生存的模式，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教育越应该给人希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苏妍妍、小树、周雨春、阿成、蒋颜皆为化名。）
【新闻写作坊】
网络道德审判是21世纪的断头台吗？
本期话题
2023年11月7日，网红仲尼在巴厘岛旅游时溺水失踪，隔日遇难消息传来，网络舆论中却出现大量幸灾乐祸的声音，以及指向死者私生活的种种负面评论。有网友认为，这是个人评论的自由，但在另一部分网友看来，这不可避免地对死者亲属造成了二次伤害，是一种不加掩饰的恶意与网络暴力。对此，你如何看待？
近期，网红仲尼在巴厘岛遇难，其生前出轨以及物化女性等种种负面行为在网络上掀起了一阵狂欢，网友们认为其“罪有应得”。这件事情之外，近年来还发生了刘学州、粉发女孩等造成极端后果的网络暴力事件，无一不表明如今的互联网正在成为道德审判的根据地。
18世纪，卢梭希望通过道德理想主义来重构世俗社会，建立一个道德理想国，而罗伯斯庇尔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对此的实践，昭示了以道德建国终会导致道德嗜血的悲惨结局。而到了21世纪，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我们企图在网络空间追寻道德至善论，将善恶二元对立，高扬道德旗帜，同时将有道德瑕疵的人归结为“恶”，并对其进行无休止的语言暴力。
进行道德讨伐的语言暴力成了21世纪的断头台。
不可否认，通过语言进行道德讨伐确实有规范行为的作用，但其负面影响远大于积极作用。
首先，在思想多元化的今天，“至善”并没有统一标准，所谓的道德讨伐，大多数时候是持某一种价值观的人对持另一价值观的人进行审判。比如，粉发女孩在探望生病的爷爷时染着粉色头发，这在一些人看来是不可饶恕的，她因此被指控是摆拍，尽管这种指控在另一些人看来极其荒谬。
这也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因为某一句话、某一张图而招致网络暴力。线上道德审判使得网络上的道德警察泛滥，我们每个人都接受着来自各方的审视，这必将压抑个人在网络上发言的积极性。
其次，网络信息冗杂，真假难辨，极易造成“误伤”。刘学州就是血淋淋的例子，因为遭受网络暴力，他最终不堪重负选择了自杀。如今新闻反转事件时常发生，仅仅依据一些真假未知的碎片信息就对某个人进行道德讨伐是极其危险的。
最后，至于禁止网络暴力会不会限制个人评论自由，我想说的是，网络暴力并不等同于负面评论。针对仲尼出轨及物化女性的行为，网友自然有发表负面评论的自由，但并没有进行语言暴力的自由。语言暴力往往脱离事件本身，单纯进行人身攻击，再进一步就会演化为玩梗热潮，完成由社会事件向娱乐事件的转变。不仅无法维护女性权益，还容易给仲尼身边的无辜女性带来负面影响。
自由不应为恶意辩护，网络也不该成为恶意的庇护所。既然道德嗜血已经发生，整治网络暴力已然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