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阅读（2023.12.29）
辩论会 拜登儿子惹上新官司，子不教父之过？
美国总统拜登唯一在世的儿子亨特·拜登，又一次给老爹惹上了麻烦。12月7日，亨特·拜登被指控逃税140万美元，因此犯下9项罪名，并面临最高17年的监禁。特别检察官大卫·韦斯在起诉书中表示，亨特·拜登在2016年到2020年间赚了700多万美元，却完全没有交税，而是将其用于奢侈消费。
这不是53岁的亨特·拜登第一次给父亲带来麻烦。今年9月，他就因在未戒断毒瘾的情况下隐瞒吸毒记录购买枪支被起诉，此前也被质疑利用父亲的影响力在私募股权基金等机构任职并获得高额收入。
亨特被起诉的消息在国外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有人称其罪有应得，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政治迫害，而他的父亲乔·拜登，也因为“问题儿子”被卷入舆论漩涡。
政治迫害还是罪有应得？
●这起指控是不是有些太过不同寻常了？（在美国）大多数人逃税的后果是收到罚款，如果你不向国税局提出申诉，老老实实缴纳罚款，这事就结束了，甚至第一次逃税通常会被免除罚款，我个人的经历就是这样。当时我和一位朋友创建了一个制作短片的公司，但向国税局备案的信息不准确。之后我收到了两封信，一封说我欠了几千块罚款，一封说罚款被免除了，这让我松了口气。——@网友“aneeta96”
●从2016年到2020年10月15日期间，被告将这笔钱花在毒品、应召女郎和奢侈品消费上，包括豪华酒店、名贵汽车、名牌服装等，唯独没有交税。——@特别检察官大卫·韦斯
●2017年大卫·韦斯被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任命为美国特拉华州检察官，他在随后成为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亨特·拜登。亨特·拜登确实逃税了，但他在2年前就全额补缴了税款。对他逃税和非法持有枪支的指控，几个月前，美国检察官就和亨特达成了认罪协议，同意以轻罪解决此事。但是，韦斯屈服于共和党的压力，撕毁了协议，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又提出九项新指控，这是对我们司法系统的严重威胁。如果亨特的姓氏不是拜登，他现在不会受到指控。——@亨特·拜登的律师阿贝·洛厄尔
子不教父之过？
●2020年美国大选电视直播辩论中，特朗普曾利用亨特·拜登的问题攻击乔·拜登，他称：“亨特被开除出军队，被赶了出来，因吸食可卡因而被不光彩地开除了。此前他没有工作，而当你成了副总统，他就在莫斯科等地发了财。”拜登回应称：“我的儿子和很多人一样，有毒品问题，但他戒毒成功了，并一直努力避免复吸，我为他感到骄傲。”——@“Politico”网站
●检察官在起诉书中详细列出了亨特·拜登的花钱历史，包括在四年内为“各种女性”花费了约68万美元，以及在“成人娱乐”上花费了近19万美元。审判很可能会在明年大选期间举行，到时这些消费细节，会和他父亲一贯支持蓝领阶层的政治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华尔街日报》
●儿子的行为不应该算在父亲头上。从2020年总统大选开始，共和党人一直热衷于调查亨特·拜登，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多位政客称，亨特·拜登的法律纠纷是拜登家族腐败犯罪的表现，但没有证据表明乔·拜登涉嫌不当行为。——@《时代》
热搜中国
中国新加坡将互免签证
此前，《联合早报》消息称，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在新中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JCBC)会上透露，在新中航班不断增加的基础上，双方将通过30天互免签证安排。随后，《参考消息》转引俄罗斯卫星社网站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2月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中国和新加坡一致同意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双方共同期待有关安排早日落地生效。
南京大屠杀又添新证据
12月8日，美籍华人鲁照宁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了125份美国报纸，包括《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论坛》等14种。其中1937年12月6日美国《纽约时报》和1937年12月14日美国《芝加哥每日论坛》，均转载了日本报纸中有关两名日本军官进行“百人斩”竞赛的报道。
在同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新闻发布会称，今年该馆新征集到文物史料1103件（套）。纪念馆目前各类藏品总量已达19.3万件（套），南京大屠杀史影像档案数据中心正在建设中。
中国最强外卖员：35岁、女
12月7日，全国总工会消息称，由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上海市总工会共同主办的首届全国外卖配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开赛。来自全国6家平台企业的40名外卖配送员参加比赛。竞赛实操考核模拟外卖配送全过程，包括接单前准备、订单接收、取餐验餐、配送服务、异常处理、客户服务等内容。经过2小时的配送技能角逐，35岁的“饿了么”女骑手黄晓琴夺得冠军。
中国作家首登《巴黎评论》
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作家余华创造历史，成为《巴黎评论》“作家访谈”栏目史上的第一位中国籍受访作家。今年5月，余华接到《巴黎评论》“作家访谈”邀请，访谈的题目是《小说的艺术：白睿文对谈余华》，由《活着》的英文译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采写，内容涉及余华早年的写作经历、写作习惯、价值观等。该访谈刊发于《巴黎评论》杂志2023年冬季刊，被收入“小说的艺术”子单元，编号261。
被斗鱼索赔8000万元的女大学生
直播平台斗鱼公司CEO陈少杰被成都警方逮捕。这些年，媒体频报关于斗鱼的负面新闻。2020年7月，澎湃新闻等多家媒体曾报，直播平台斗鱼以违约为由，向多名女主播索赔8000万元违约金。有在校女生家属称，涉案学生虽然已年过十八周岁，但46页的格式合同，完全超出她们认知，“这是对在校学生的围猎”。
亿万富豪寻子成功之后
据央视网报道，12月1日，河北邢台的解克锋与失散25年的儿子解清帅相认。1999年1月20日，出生100天的解清帅被拐。直到今年11月底，警方通过DNA比对确认解清帅即解克锋之子。解克锋财力丰厚，拥有多家公司，被称为亿万富豪。而解清帅养父去世、养母改嫁，在四川一家居店工作。父子相认后，解清帅辞去了工作，打算从事自媒体行业，希望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更多的失散家庭找到亲人。
招聘App泄露300万条数据
据红星新闻消息，一求职招聘类App300万条数据遭泄露，这款App短信验证码接口遭攻击达1300多万次。警方调查发现，2名嫌犯利用网站漏洞，制作黑客软件，“撞库”攻击，获取大量个人信息和公司账号数据，在境外出售。目前2人已被刑拘。警方建议网友：不同网站、App密码最好有差异，尽量含大小写、特殊字符，复杂点，提醒网络企业一旦出现信息泄露，务必及时报警。
收声筒
从第一学历歧视来看，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其长期大面积存在而得不到及时有效纠正带来的风险。当一个问题久久得不到解决而成为社会常态，就可能被人们视为约定俗成和理所当然，甚至会不假思索地对号入座。第一学历歧视如此，35岁歧视也如出一辙。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在谈及第一学历歧视时如是说。
公益有关的彩票买卖前提就是公信力，既然相关的回应没有消除大家的不解，那就需要更进一步的回应，并且需要第三方进行严谨调查，给公众一个有说服力的交代。这件事应成为彩票业建立公信力的机会。
——江西一彩民“精准投注”10万元，押中2.2亿元巨奖，触发限赔，清空奖池，还不用交税。事件引发猜测。央视评论员白岩松发布评论。
AI视频的新王者？斯坦福华人女博士退学创业项目爆红
●撰文 田思奇
在AI元年的尾声，可以创作图片和视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卷出天际。硅谷持续涌现令人惊叹的AI应用，让人不禁遐想，在不远的未来，所有普通网友只要随便输入几句话，就能拍出一部完整的电影。
近期最受关注的AI视频项目是Pika。它刚刚宣布获得5500万美元的融资，投资者包括OpenAI董事，Quora创始人亚当·迪安杰罗，以及GitHub前首席执行官纳特·弗里德曼等多位硅谷大佬和知名投资机构。
当下的生成式AI创业圈子里，速度几乎成为成功的第一要素。才刚刚成立半年，Pika就拿出了自己的第一版正式作品。它的主要功能是“文生视频”——只要输入“穿着宇航服的埃隆·马斯克，3D动画版本”这几个字，你就能得到皮克斯动画风格的卡通马斯克。
在视频特效领域，Pika也能赋予创作者丝滑的体验。比如想给一位女性角色更换服饰，只需要用鼠标框住她的上衣部分，用文字输入要更换的服饰，即可一键替换。
根据其官网介绍，Pika的功能还包括把视频从真人视频改为动画视频，使用AI扩展现有视频的长度，添加角色或改变环境和道具等。
打造这些功能的动机，与创始人郭文景(Demi Guo)对创意行业的兴趣分不开。
郭文景毕业于杭州二中，曾获得国际信息奥赛银牌。2015年底，她被哈佛大学本科提前录取。据当时《钱江晚报》的报道，郭文景是浙江省第一个被哈佛本科提前录取的学生。
令人意外的是，郭文景小有成就的创业融资还引发国内A股市场的误会：郭文景的父亲是上市公司信雅达的实际控制人郭华强。这是一家金融科技企业，今年第三季度收入约5.4亿元。
随着Pika的成名，中国投资者掀起购买信雅达股票的热潮。该公司不得不发布声明称：郭文景的确是公司实控人的女儿，但公司与Pika没有业务往来，也没有投资关系。
即便如此，截至12月7日，信雅达已连续6个交易日涨停，市值从46亿元升至83亿元。
从哈佛毕业后，郭文景来到斯坦福大学继续读计算机博士，并且与同系的博士生同学孟晨琳共同打造了Pika，后者目前担任Pika的首席技术官。
据外媒报道，郭文景的另一位创业伙伴是她在杭州二中的同学陈思禹。他曾获全国信息学竞赛金牌并保送北京大学，是北大首届图灵班的成员之一。
虽然从家庭背景到学校氛围都充斥着技术气息，但郭文景表示，自己从小就对诗歌和创意写作感兴趣，创业伙伴孟晨琳也想成为动画师。
为了实现二人的创作梦想，她们和几位同学在去年想利用Runway这样的AI视频工具制作电影，参加首届“人工智能电影节”。结果郭文景的团队发现，视频制作的繁琐超出她们的想象。最终电影奖项颁给了专业的制作团队。
让自己和孟晨琳这样普通的爱好者也能创作完整的电影，这成了二人创建Pika的原因。因此郭文景决定离开斯坦福，专注于支撑视频生成模型的技术。
该公司目前只有4名全职员工，但有了新的资金以后，郭文景希望在明年把团队扩大到20人，并且推出可以商业化的Pika版本。“我们的愿景是让任何人都能成为他们故事的导演，激发我们所有人的创造力。”郭文景说。
一款能防汗的手机，如何成为“非洲之王”？
●撰文 韩轩
一家在中国鲜为人知的深圳手机公司，悄悄地在2023年9月做到了世界销量排名第五。
它就是被誉为“非洲之王”的传音。在非洲，每卖出两部手机，就有一部是传音。在不少非洲国家，当地人结婚或订婚时，男方要送一部传音手机以示诚意。2022年，传音手机出货量约为1.56亿部。
“非洲之王”的故事要从2006年说起。当时，波导手机海外市场负责人竺兆江带着一群同事离开了波导，在广东创立了传音，随后进军非洲。
竺兆江在波导手机工作时就去过非洲。2005年第一次到非洲时，他就发现当地人普遍没有手机，甚至没地方给手机充电。竺兆江意识到这是巨大的蓝海市场。
当时的非洲还是功能机的时代，诺基亚是断层式销量冠军。2010年12月，非洲的前十大手机品牌中，约有八成为诺基亚手机。2014年起，进入智能手机时代，三星成了当地的销量冠军。
最初去非洲调研后，传音的员工发现大部分非洲人身上都揣着多个手机卡，以便随时换卡。因为非洲有50多个国家，每个国家还有多个通信运营商，覆盖的范围小，且跨网收费昂贵，有时，消费者从工厂回家就要换一张手机卡。
因此，传音在非洲推出了四卡四待的手机，直接比中国常见的双卡双待翻了一倍，成功打开了非洲市场。
“传音从进入非洲市场的第一天开始，就着重洞察消费者的需求，所有产品都是根据消费者的痛点和期待开发的。”竺兆江说。
传音还发现非洲人不喜欢自拍。因为在手机镜头里，黑肤色的拍照效果不佳，特别是光线差的情况下。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2019年的数据显示，手机人脸识别技术对有色人种的识别错误率是白人的10到100倍。
于是传音手机又推出了“黑人照相美颜”功能，相机会针对深色皮肤进行调校，补充更多亮度。在传音手机的镜头里，黑色的皮肤像巧克力一样闪着亮光，让非洲人也爱上了自拍。
解决用户痛点的关键藏在细节里。由于非洲一些国家有经常停电的情况，传音特地加强了手机的待机时长。西非地区较热，手机屏幕在打电话时容易被汗水腐蚀。传音基于非洲消费者汗液酸碱度数据，研发了手机的防腐蚀涂层，还通过算法，提高了油污、易出汗的手的指纹解锁率。
此外，传音还投入重金开发出豪萨语等非洲本土语言输入法。考虑到非洲人能歌善舞、极爱音乐，传音还随机赠送头戴式大耳机等。当地华人回忆，非洲工人手里的传音只要响起来，工地上挖掘机的噪音都盖不住。
一部传音的智能手机，价格从300到500元人民币不等，正好是非洲普通工人不到一个月的收入。均价几百元人民币的非洲手机市场，是很多老牌手机名企不屑一顾的市场，更不会俯身了解当地人的真实需求。
传音成了最懂非洲人的手机。他们看见了被高速发展的互联网落下的非洲大陆，用脚步丈量出当地人真实的需求。2017年，传音终于超越了三星，成了非洲市场的销量冠军，并逐步进军拉美、印度等新兴市场。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竺兆江经常强调在非洲做市场调研的重要。凭借这点，传音才成为专属非洲的“手机之王”。
与“星链”竞争：中国正把上万颗卫星送上天
●撰文 亦博
倒计时的声音，在广东阳江附近海面上响起。
据央视报道，北京时间2023年12月6日3时24分，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若非航天爱好者，可能不会立即意识到这个称呼背后的分量。未来10年，它将与“天宫”空间站、中国载人登月计划并列，一道在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历程中熠熠生辉。
马斯克“先下手为强”
曾经，卫星互联网是个奢侈品，普通人只有坐飞机时才会偶尔使用，而且延迟长、带宽小，费用更是“上天”。
关于这个技术，公众最熟悉的应该是马斯克的“星链”(Starlink)计划。
埃隆·马斯克的“大玩具”于2019年首飞，迄今已将4500多颗卫星送入轨道，号称可以“满足地球上任何角落的通信需求”，而且高速、稳定、价格相对低廉。
兴师动众发射卫星上天，只为提供网络信号？这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
“星链”最大的优势，是“几乎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能使用”（其官网广告语），不论是大洋深处还是茫茫沙漠，只要架起终端，立刻就能获得高速网络连接，而且价格颇具竞争力。
例如，2023年3月，“星链”在尼日利亚每月订阅费用为43美元，而传统互联网提供商每月要价为87美元，在农村地区还不提供服务。
2022年12月，“星链”全球用户突破100万大关，2023年9月达到200万人。马斯克宣称，“星链”今年已经开始盈利。
“星链”的军事价值甚至大于商业价值，尽管这并非其设计初衷。美国主流媒体毫不掩饰地指出，作为美军太空战略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星链”在情报侦察、星际通信、卫星导航、精确制导和导弹预警等多个领域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它在俄乌冲突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乌军用它操纵无人机、为“海马斯”火箭炮制导，士兵们用它和家里聊天，并上传视频供全世界观看。“星链”很难干扰，俄军对它无可奈何。
乌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米哈伊洛·波多里亚克在去年10月的一条推文中说：“不管你喜不喜欢，（马斯克）帮助我们渡过了战争最危急的时刻。”
“星链”还有另一个重大战略价值：卫星的轨道空间是有限的，近地轨道尤其如此。专家分析认为，低地轨道上只能容纳5-6万颗卫星，而“星链”一家就准备发射4.2万颗。
目前，轨道上已经拥挤不堪，“星链”自2019年发射首批组网卫星以来，已经进行了超过5万次在轨规避机动动作。据央视报道，2021年7月和10月，“星链”卫星就两次险些与中国“天宫”空间站相撞。
据联合国卫星部署注册机构——国际电信联盟(ITU)规定，卫星频率和轨道资源的使用权按照“先登先占、先占永得”的原则确定，如能抢占先机，在后续竞争中会优势尽显。
面对疯狂“跑马圈地”的马斯克，有能力参与这场太空竞赛者，无论是国家、地区还是公司，无不竭尽全力，奋起直追。
对于错过大航海时代的中国来说，这场稀缺战略资源和未来核心技术的争夺战，实在不容有失。
中国的“星座”，不止一个
“星链”开辟了道路，竞争对手紧随其后。
在美国，马斯克最大的竞争对手是亚马逊。2019年，后者宣布启动“柯伊伯系统”(Project Kuiper)，计划将3200多颗卫星送入轨道，提供“星链”的竞品。英国政府控股的“一网”(OneWeb)公司，已经抢先一步将600多颗卫星送上轨道，成为目前全球第二大卫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欧盟正在规划自己的系统，俄罗斯也是如此。
对于世界大国来说，卫星互联网是一种战略能力，就像卫星导航一样，需要一定程度的主权控制。
而中国正在建造的互联网卫星星座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每一个都将和“星链”一样庞大。
卫星星座，是指由多颗卫星构成的用于完成某项任务的空间系统。据《光明日报》报道，2020年4月，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卫星互联网列入“新基建”清单，使其成为中国一项国家重点工作，作为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立自强努力的一部分。
另据《环球时报》报道，几个月后，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一份文件，申请建立一个由12992颗卫星组成的星座。
《证券时报》在其《全球低轨卫星打响“圈地战”》一文中也提到，作为卫星互联网领域的劲旅，中国在国内组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和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挂帅出征的宏大军团，三大集团分别制定了“鸿雁星座”计划、“虹云工程”计划和“星网工程”计划。专家预计，未来三年将是中国密集发射低轨卫星的时期，至2027年发射数量可能达到3900多颗，至2030年有望突破6000颗。
在顶层设计层面，“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集成互联、安全高效的信息基础设施”，“瞄准国际先进科创能力和产业体系，加快建设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和沿沪宁产业创新带”。
中国参考美国经验，决定让私营公司也参与到太空竞赛中来。《证券时报》在前述文章中提及，中国的“银河Galaxy”计划，就是由民营企业推动，总共计划发射2800颗低轨互联网卫星。
美国科技新闻网站“世界其他地区”报道称，自2014年中国政府允许私人投资以来，初创公司大量涌入该领域。2020年，银河航天成为中国第一家卫星互联网独角兽公司，投资方包括混沌投资和联想资本等著名的中国风险投资公司，以及中金资本等大型风险基金。2022年，该公司估值超过了15亿美元。
《经济学人》杂志今年5月报道称，中国至少有7家国有和私营公司正在建设卫星工厂，预计不久将能够每年生产几百颗小型通信卫星。
“国家队”方面的进展更加喜人。综合央视、中国新闻网等媒体报道，2016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提出了300颗低轨卫星的“鸿雁工程”，2018年，首颗试验卫星顺利发射；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也提出了156颗低轨宽带卫星的“虹云工程”，同样于2018年成功发射第一颗卫星。两个星座最终在2020年合并，为“国网”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当马斯克“星链”进入商业化运营之时，中国的互联网星座也已经完成了第一轮投入。
今年7月9日，一枚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升空，将一颗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送入轨道，标志着“中国版星链”部署拉开大幕。7月23日，银河航天灵犀03星发射升空，这是中国首款使用柔性太阳翼的平板式通信卫星，为中国低轨通信卫星星座的快速部署提供了技术支撑。
“中国的发展轨迹是指数级的”
“业内一般将运行在距离海平面400-2000公里轨道位置的卫星视为低轨卫星，区间范围内从低到高分列为C频段、Ku频段、Ka频段与V频段，频段越高，意味着卫星的位势越高，带宽越大，可以覆盖的面积越广。”经济学教授张锐在为《证券时报》撰写的分析文章中解释道，“另外，处在同一频段的任何一个卫星都不是孤立封闭的，一定数量的卫星可以规模组网，这些网状的卫星如同一个漂浮在太空中的大号WIFI，只要地面与空中配备有终端接收系统，就能随时实现高速流畅上网，因此，广覆盖、低延时、高速率与低成本构成了卫星互联网的主要优势。”
更低的轨道意味着卫星体积可以更小，制造成本更低，部署更灵活，与太空碎片碰撞的可能性更小，而且能提供更好的网络连接。但高轨道卫星的覆盖范围更广，因此所需的数量更少，稳定性也更高。
“高低轨卫星协调发展将是未来全球的大趋势，前者用于基本覆盖，后者用于区域或运营增强。”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副教授孙耀华对中国香港《南华早报》说，“中国的高轨道卫星系统相对更成熟。低轨道的仍在发展中，未来一定会发力。”
《科技日报》刊文解释，随着在轨卫星数量不断增加，卫星轨道越来越拥挤，各国均把空间频率资源视作战略资源进行储备和抢占。目前，传统常用的星地通信频段已趋近饱和，卫星通信正在寻找新的可用频段。
马斯克还有一项优势：性能强大、可重复使用的“猎鹰9”号火箭，能够经济而高效地将大量卫星成批送入太空。
中国在这方面也在迎头赶上。
“中国要构建自己的星链，关键在于克服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今年7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一研究院研究员曲伟在《人民政协报》上写道，“火箭回收和重复使用技术可能使发射成本大幅降低80%以上。液氧甲烷发动机也是可重复使用火箭的突破点。中国已经在相关领域取得重要突破。”
“中国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中国版本的低轨星链在有序推进。”曲伟说。
据《科技日报》报道，12月10日，北京星际荣耀空间研制的“双曲线二号”可重复使用液氧甲烷验证火箭第二次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国内首次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复用飞行。
11月4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吴燕生宣布，预计2025年前后，中国首型垂直起降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将完成研制，实现垂直回收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的全面突破。
中国正在海南建造一座“前所未有的火箭组装厂”，每年可生产50枚长征八号运载火箭，使中国的年发射能力几乎翻上一番，每年能将1000多颗卫星送入太空，与马斯克目前的速度相当。
“中国的发展轨迹是指数级的，”《华盛顿邮报》写道，“今年，中国很有可能发射几十颗低地轨道通信卫星。明年他们可能会发射几百颗……5年后，如果你告诉我，中国有2000颗低地轨道通信卫星在轨运行，我会说这可能是基准线。”
●参考资料：
央视、新华社、《光明日报》《参考消息》《科技日报》、中国网等。
“萝卜刀”之父，困在“盗版”商家包围圈
●撰文 王雪儿 秦珍子
一名大学生把他设计制作一款小玩具的视频发到网上，就此开启了一场“失控传播”。
这是一把塑料小刀，由3D打印制成，利用重力和摩擦力原理，摆弄机关即可弹出或隐藏刀身。它橙绿相间，体形矮胖，被发布者昵称为“小萝卜”。
“小萝卜”视频的播放量渐涨，玩具厂商也随着流量而来。
无数流水线开动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只“小萝卜”出现在全国各地的货架上。
小学生群体成为这种玩具的最大客户——家长忧心它伤人、专家怕它诱导暴力倾向、多地教育部门禁止将“萝卜刀”带入校园。然而流量不息，商家不停，更多“萝卜狼爪”“萝卜水枪”“萝卜全家桶”上架了。
那个最初设计制作“小萝卜”的人，网名叫“疯狂的问号493”（以下简称“问号”），是武汉一所高校的在读学生。“小萝卜”的火，让他本人也充满“问号”。
作为3D打印爱好者，他没想过作品“出圈”，没想过把这款玩具卖给14周岁以下的买家，但流量和翻版让这款玩具流向儿童群体，也让“版权”彻底失控。
这只“萝卜”的“基因”复杂，它的“知识产权”是个谜，也是个困局。
大学本科，读了七年
2022年6月10日，“问号”在B站发布了自己用3D打印制作的小玩具——“重力幼崽‘萝卜刀’”，附上产品设计图纸。有网友联系他购买，销量200个左右。
今年7月，他又把视频发到抖音，一夜之间，播放量达到500万次以上。这一次，他卖掉了三四百个。算起来，1年多时间，“萝卜刀”带给“问号”的收益，有三四千元。
“我赚的没有流水线上组装‘萝卜刀’的工人多。”他调侃自己。
“问号”出生在北京，如今在武汉一所211高校学造船。中学时代，他第一次接触3D打印技术，认定那是实现脑中设计最便捷的渠道。高中毕业时，他拥有了人生第一台3D打印机，他把这台15公斤重的机器从北京拖到了武汉。
在大学里，“问号”是一个“非典型”学生。他大二时就能帮助其他同学建模画图，还协助机械学院的研究生学长做毕业设计，但他延迟毕业3次，今年是他读本科的第7年。
7年里，他搞过格斗机器人，参加过创新大赛，送过外卖，做过小玩具，不过从没出过爆款。他曾在互联网公开了很多设计方案，“没有好的平台，严格来说不算‘开源’，只能算是免费发布。”
学校里有3D打印需求的人都会找“问号”，他宿舍小小的桌子上堆满3D打印耗材，哪怕他做出了一个十几公斤重的机器人，室友也习以为常。
有些产品引起小范围关注，粉丝想购买，“问号”就开了间网店，店铺的规模小到需要他这个“老板”跑腿送同城订单。
没想到的是，“萝卜刀”出圈了。
在流水线上，“萝卜刀”被“复制”“粘贴”。最流行的时候，据媒体报道，重庆某学校门前的一家文具店每天卖出100多只。搜索结果靠前的网店，月销售量都以“万”为单位。
“问号”曾潜入一家玩具厂商的沟通群打探，发现一个“萝卜刀”的出厂价大约0.6元，零售价格通常是几元。
1年前，“问号”发布图纸时，曾明确标明“不允许商用”“成人玩具”。显然，骑着流量飞的商家并不在意，他们开模、打版、生产、发货，甚至做“盗版的盗版”。
这是一场关于是否被追责的“赌博”，在没人来讨说法之前，钱先赚着。
“商业间谍”来了
玩具厂商疯狂投流、生产、铺货“萝卜刀”的时候，“问号”正在没日没夜地忙活，他在做新品“香蕉刀”。这款在B站“小小出圈”的玩具，曾“一晚上涌来100多个订单”，“问号”会核实购买者的年龄，“至少14岁以上”。
他挺兴奋，觉得能靠这个赚钱，找母亲借了1万元，找同学借了3000元，搬出宿舍，更新设备，租房创业。
那段时间，他每天晚上八九点钟开始处理打印件，接着黏合、组装、打磨，干到早上五六点钟才睡，中午爬起来装盒、打包和贴单，直到快递员上门——忙12小时，最多可以生产10把“香蕉刀”。
“问号”回忆，那是一段“有点痛苦”的日子，“没办法，这批订单是我付房租和还债的唯一渠道。”
吃遍家附近的外卖店铺后，“香蕉刀”的“大订单”终于做完了。“问号”收入1万多元，利润在三四成。
这一次，“香蕉刀”又被盯上了。由于“问号”没有公开设计图纸，市面上也找不到实物。为了“倒模”，一些厂商假装3D打印爱好者找上门来。
“问号”把他们称作“商业间谍”。有人称男朋友过生日，想送“香蕉刀”当礼物。“问号”点开那位顾客的社交媒体主页，发现IP地址显示为某玩具厂集聚的城市，顿感“破防”。
“最近装都不装了，直接下单，收货地址就写着某玩具厂。”“厂里的师傅半天内就能做出模型”。
“萝卜”和“香蕉”都被拿走，“问号”试过夺回销量。他曾下架所有设计图纸，发现没什么用。他研究过抖音的“抖店”，挂20个“萝卜刀”，“一瞬间就没有了”。此外，抖店48小时不发货就要罚款，以他的生产力每天只能卖两个。
他试图与工厂合作。最开始是国内一家3D打印农场，可以批量代工生产。可“农场”也无法满足电商的发货要求。“我联系厂家开售，一下卖几万单，收货之后还有21天的账期回款。”“这21天我已经饿死了。”
这次合作不了了之，抖店卖出的20个“萝卜刀”至今也没回款。
8月中旬，他又挣扎了一次。一家原本做电商宣传的公司表示有工厂资源，“问号”只需出设计图，他们用“注塑”的方式生产“萝卜刀”。
在玩具生产链条上，注塑技术更成熟，更适合规模化生产，品质比3D打印的更好，成本更低。重燃希望的“问号”还设计了属于“正版”的logo，图案是萝卜叶下的一个“？”。如果合作成功，“问号”大约能分成10万元。
戏剧化的结局是，公司合伙人“跑路”，合作告吹。
结束“挣扎”的“问号”再看看市场，“萝卜刀”的变种已超乎他想象“夜光‘萝卜刀’”“‘萝卜刀’打火机”“巨型‘萝卜刀’”诞生，“萝卜金刚狼”“萝卜奥特曼”也粉墨登场。
“萝卜刀”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商标属性的“IP”。
有人建议“问号”去补申专利和商标，但能不能成功，还是未知数。
天津大学法学院教授俞风雷记得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没有“萝卜刀”，但流行过弹簧刀，后来被列为“管制刀具”。虽然“萝卜刀”是3D打印品，但作为“玩具”，它的受众如果年龄低幼，难辨它的用途或使用不当，依然会产生不良影响。
“知识产权保护的并不是所有发明创造。”俞风雷说，就目前“萝卜刀”所处的社会舆论环境，“即使发明人提出相应申请，会不会触发相应的不予授权条款？”如“不授予赌博机发明专利，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也不能成为注册商标”。
抛开“萝卜刀”这个案例的特殊性，“抄袭”是3D打印圈的常事。
谁是“萝卜刀”之父
“开源”是3D打印技术基因里的属性。
回顾这项技术的发展历程，不少起到关键作用的企业和个人，本身就是做“开源”的，这是一个“众筹”起来的圈子。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REPRAP计划，一群英国巴斯大学的学生和老师将自己设计的3D打印机从软件到硬件资料全部免费开源。从此，消费级的3D打印机开始出现，这项技术也慢慢走进普通人生活。
严格来说，开源需要既定的协议并明确标注，严格按照协议执行。但“问号”表示，目前在国内，“无偿发布的东西就会被理解为开源，所有的开源会被理解为可以任意使用。”
大多数创作者选择公开图纸，是遵循3D打印的“共享精神”。“问号”并不避讳谈到“萝卜刀”的灵感来源——他借鉴了一把国外某品牌小刀的结构，并将其设计与B站up主“无名业火_BLAZERS”（以下简称“无名业火”）2021年发布的“废柴小刀”做了结合。
“问号”在设计“萝卜刀”时，曾与“无名业火”交流过，他们的共识是想通过开源创造新的交流，迸发灵感，产出作品。
“无名业火”有机械专业学科背景，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传统机械加工行业，“做的是工艺，不是设计”。
在业余时间里，他爱好设计玩具，儿子所有的玩具几乎都是他设计制造的。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把天马行空的想法投射到图纸上，再拿3D打印做出来。
“无名业火”和“问号”都没想过在产品出现之前，为它注册商标、申请外观专利，也没有想过登记著作权。
俞风雷认为，发明创作者要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有了新的创意后，先不要急于去展示，可以“先让它转为权利”。如果创作者从一开始不保护自己的权利，那相当于放弃。
“萝卜刀”火了以后，一些玩具厂商又抄袭了“无名业火”过去设计的“反吹解压玩具枪”，这些玩具枪的配色与“萝卜刀”有相似之处，并将其加入了“萝卜家族”。
“无名业火”并不排斥“萝卜枪”这个自带流量的新名字，事实上，被盗版的这支玩具枪的结构，他已经开源了95%，“剩下核心的5%其实也可以通过测绘拿到”。
“全拿‘A’的学生未必会创新”
“问号”又挣扎了一次。
他和那家合伙人跑路的公司合作，更新了一款“萝卜刀”，“但流量不多了”。因为玩具生产不专业，这家公司的成本远远超过其他玩具厂商，“悲观估计，可能连本都回不了”。
这只带着logo的正宗“小萝卜”，销量不大，但促使盗版厂商也印上了宣称正版的商标，表示这是经过改良之后的二代产品，还注明“唯一正版”。一些厂商把图案里萝卜叶子下的“？”，印成了字母“J”。
读了7年大学，“问号”把时间留给了“兴趣爱好”，“真正有学术价值、能加分，或者招聘时能往简历上写的这种东西完全没参与。”
俞风雷对这个“萝卜刀”的创造者感到好奇。“我们的社会需要创新，但全拿‘A’的学生未必会创新。‘萝卜刀’创始人能突发奇想，有创意并且去实现它，这就是我认为的最原始的创新精神，也是知识产权法最应该保护的创新精神。”
“知识产权社会环境其实预示着能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在俞风雷看来，这才是“萝卜刀”案例最有讨论价值的问题。
前不久，“问号”买了萝卜，做了一把“真正的‘萝卜刀’”，试图用这种戏谑的方式对抗不断出现的“萝卜刀”新变种。他放弃做“手工艺人”，计划以后只做设计和样品，成立一家工作室。他仍然没有万全之策来应对“间谍”和“倒模盗版”，能想到的唯一方式，是等新产品商业化生产之后，再发视频。
在陕西宝鸡，一个小男孩拿着“萝卜枪”，和周围的小朋友炫耀：“‘萝卜刀’和‘萝卜枪’都是我爸做的。”他说了很多次，好像这样做，多少能为老爸“无名业火”证明点什么。
●本文经《中国青年报·冰点》授权刊登。
上高中还不怎么识字
新西兰：都怪手机，上学别用
●撰文 佘济清
新西兰正处在一场“识字危机”中。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0年的一份报告发现，新西兰的15岁青少年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在阅读和写作方面存在困难。
两年后，新西兰教育中心发布了一份报告《现在，我不懂ABC》，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接近20%的15岁青少年不具备基本的识字能力。
报告写道：“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新西兰人令人痛苦的低识字率问题。”
克里斯托弗·拉克森是11月上任的新总理，他对新西兰的教育充满担忧，“过去二三十年，学生成绩在缓慢退步”。他认为这对学生未来的生计和国家的繁荣都有危害。
为了缓解“识字危机”，新西兰政府宣布一系列教育新政，比如额外规定强制的阅读和数学学习时间。
其中最重要的政策，是在中小学以及学前机构禁用手机。
挽救教育质量
新西兰曾经是一个以教育质量高、学生水平优秀闻名的国家。
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从2000年开始对各国15岁学生展开的测验，包括阅读、数学和科学三门科目。世纪初，新西兰在3项测试中都位列世界前5，而在最新的排名中，新西兰已经下滑至阅读第10、数学第23、科学第11。
中学NCEA通过率的数据也不容乐观。NCEA是一项新西兰中学生的资质考试，根据难度分为3个档次。2023年，近15%的学生无法通过最低难度测试，在没有NCEA证书的情况下直接进入社会工作。这是有该项考试以来通过率最差的一年。
政府认为，手机分散了学生的注意力。“我们将在新西兰各地的学校里禁用手机。”12月初，总理拉克森在视察一所高中时重申了他的计划。
政府打算在《教育法》中添加禁止在高中及以下学校中使用手机的规定。
根据新规，学生将在到校时交出手机，放学时领回，课间休息和午休时也不能使用手机。家长通过学校和孩子保持联系。具体的处罚措施由学校制定，教育部将派出工作组定期巡查。
拉克森还表示，如果学校和家长的呼声足够高，未来会考虑将智能手表等电子设备也加入禁令。
前执政党反对全国统一的禁令，该党表示，是否禁止手机，禁止的场合是仅限课堂，还是扩大到整个在校时段，应该交由学校自行决定。这也是新西兰此前的政策。
新西兰中学校长协会主席沃恩·库约特也反对全国统一的禁令。他所在的高中对手机采取了一种灵活处理的方式：在一些课程，比如录制演讲片段或者体育活动时可以使用，其他时候禁止。
霍尔是一所男子高中的校长，他是新政策的支持者。他所在的学校几年前就开始全面禁用手机，处罚措施是没收手机、放学留校和通知家长。
霍尔的学生已经适应没有手机的生活。在他眼中，高中生们在操场上玩耍，相互交谈，“和我这个年纪的人在学校时一样”。
霍尔认为，政府统一政策很有必要，如果家长和学生质疑，只需要回答“嘿，这是教育部的政策”就好。总理拉克森也表示，很多高中校长希望政府出面，这会让他们的工作容易得多。
萨米拉·皮克是一名6年级学生，她认为学校里不许使用手机是好事，因为她转学到已经实施手机禁令的学校后，发现“人们不低头盯着手机”，她更容易交到朋友。
惠灵顿女子中学的12年级学生泰莎·吉尔霍莉则反对禁令。她会在下课后用手机拍下黑板上的板书，在午餐时刷手机放松大脑。
民调方面，支持者占多数。“地平线研究”对1500人的调查中，60%支持禁令。《新西兰先驱报》的在线调查中，4000多名读者里70%支持禁令。
渐成全球趋势
实际上，新西兰并不是唯一这么做的国家。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7月发布的全球教育监测报告，已经有四分之一的国家实施了程度不一的手机禁令。
例如，法国在2018年实施中小学全面手机禁令，意大利在2022年12月，英国在今年10月也出台了类似政策。中国在2021年1月发布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
美国地方范围的手机禁令出现得很早。根据《纽约时报》，上世纪80年代末，马里兰州开始禁止学生携带传呼机和非智能手机进入校园。不过，美国的手机禁令在近20年几度放松，原因有些像“地狱笑话”：校园枪击和恐怖袭击频发，家长要求和孩子保持密切联系。
手机禁令在现实中面临许多执行问题。
法国西部的一位英语老师表示，学校起初要求学生们将手机放进包里，后来他们逐渐开始在课堂偷偷使用手机，她不得不在上课前用篮子将手机统一收走。
塞西尔·东特是法国里尔郊区一所学校的老师，她的班里集中了跟不上学习进度的学生。塞西尔表示，她不敢收走学生的手机，那样他们“就不会来上课了”。
15岁的法国学生盖坦称，手机禁令在他的学校执行得并不严，因为灰色地带太多，很多教学内容需要学生用手机上网、拍照、扫二维码。
不过，覆盖整个中小学的手机禁令很有可能成为全球趋势，因为目前的研究认为，在校园使用手机和学习成绩有明确的负相关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教育监测报告提到，一项针对14个国家的研究发现，在课堂上使用哪怕只带有收发消息功能的非智能手机，也会分散学生注意力，需要长达20分钟才能重新专注。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援引一项对英国和美国学生的研究来支持他的政策：停止使用手机可以让学生的平均成绩提高6.5%。
减少手机使用对学生的身体健康也有帮助。丹麦202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禁止在课间休息使用手机超过4周，可以显著增加10至14岁青少年的体力活动频率和强度。
最重要的支持手机禁令的意见，可能是智能设备对教学帮助的效果不明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中提到，由于教育技术产品平均36个月就会换代，目前所有的研究都赶不上产品迭代的速度。
“技术应该用于教学，而不是代替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新西兰总理拉克森总结道。他的手机禁令，能缓解新西兰日渐下滑的识字率吗？
“霉霉”闯入顶级大学：哈佛大学将开设泰勒·斯威夫特课
●撰文 石悦欣 编辑 沈佳音
情事、骗局、香槟烦恼。勇气、不服、涅槃重生。
它们曾出现在泰勒·斯威夫特的歌中，如今，出现在了美国顶级高校的课堂上。
这个涂着红唇，甩着流苏，自信张扬的金发女性，已经成为了全球最令人瞩目的偶像之一。今夏，泰勒“时代之旅”演唱会全球巡演，历时五个月，在全球五大洲共举办131场演唱会。
这股名为“泰勒”的吸金飓风吹向全球，引起了美联储的注意。据福克斯估算，巡演共拉动了高达50亿美元的经济效应，如果泰勒是个经济体，她将超过50个国家。泰勒·斯威夫特又被中国网友称为“霉霉”。经此一战，“霉霉经济学”横空出世。
这股风也吹进了学术界，吹动了“常春藤”。
从去年开始，美国高校陆续开设与“泰勒”相关的课程。近日，美国哈佛大学宣布，计划在明年春季学期推出一门课，名为“泰勒·斯威夫特和她的世界”，如今已有300名学生报名。
这一话题冲上热搜后，网友表示，“这种课我都不会逃一下的好吗”“此刻我的理想大学变成了哈佛”……
除了哈佛外，近两年，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高校也已开设或计划开设“泰勒课”，涵盖文学、心理学、商学等相关内容。
当流行文化遇上高等教育，会产生怎样的火花？
“泰勒·斯威夫特和她的世界”
14年前，斯蒂芬妮·伯特(Stephanie Burt)走在街上，听到了一首歌，旋律和歌词迅速地抓住了她，她驻足——“它比所有的流行歌都好听，这简直是一首完美的作品”。
这是泰勒的“You Belong with Me（你属于我）”，无论是商店、机场、公交车站，还是电视、广播，随处都能听到。
如今，52岁的斯蒂芬妮已是老“霉粉（‘Swiftie’即铁杆泰勒粉丝）”，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哈佛大学英文教授。
莎士比亚、狄更斯、威廉·华兹华斯等已故作家是教学大纲的常客。斯蒂芬妮敬重他们、喜爱他们、与学生共读并研究他们的经典作品。但他们出现在一堂英文文学课上的频率太高了。斯蒂芬妮决定添加一个新的名字——泰勒·斯威夫特。
斯蒂芬妮将这堂课纳入了春季学期，她要做的，是将经典作品与泰勒的歌联系起来。授课内容从粉丝文化、名人文化、青少年、成人的历程，延伸到白人文本、南方文本、跨大西洋文本等研究的解读。
西方诗人漫步于冷峻的湖区，创作出数首经典之作。
英国湖区诗人华兹华斯曾在诗中低吟：“回首时是失望/意识到自己已不是从前那个孩子/但你还想成为那个孩子。”
200多年后，泰勒在歌曲“The Lakes（湖区）”中做出了回应：“带我去往湖区吧/诗人们的辞世之地/其实我并不属于那里/亲爱的/那也并非你的归宿。”
遥远的时空未能将他们阻隔。斯蒂芬妮将两个毫无交集的人，聚在了自己的课堂上。
课后作业和期末作业都是论文。主题必须是泰勒，内容必须是有关联性的其他阅读，文中必须提供论点，充足的论据。
斯蒂芬妮知道，不同专业的学生，会面临不同的学业压力，他们也会花更多时间在本专业上。“泰勒课可以让他们保持阅读的习惯，否则他们就会放弃阅读。”斯蒂芬妮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
一阵风吹动了“常春藤”
“泰勒课”这阵风，去年就吹向了“常春藤”。
2022年1月，被列为“新常春藤”之一的纽约大学首创性地推出了泰勒·斯威夫特的课程。
泰勒本人也在2022年获得了纽约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演讲。
这门课由《滚石》杂志特约撰稿人布列塔尼·斯帕诺斯(Brittany Spanos)教学，她也是“霉粉”，并常年报道音乐、粉丝圈和流行文化。她旨在通过这堂课，提高学生的艺术欣赏、批判性思维和研究写作能力。
在课堂上，他们解构泰勒的音乐和公共话语，分析人们对她的爱与恨；他们聊泰勒自身经历，讨论流行音乐史上的“神童”；他们研究歌曲创作，共同探索周遭的文化世界和种族政治……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在2023年秋季学期开设了一门泰勒心理学，内容为她的歌曲主题：家人、朋友、名望等。
心理学博士亚历山德拉·沃姆利教授(Alexandra Wormley)不想把这门课变成一个三个小时的粉丝聚会。
每周，她会和学生们花半节课的时间，用心理学知识拆解“泰勒现象”。泰勒把同金·卡戴珊的恩怨填进第六张专辑《Reputation》 ，媒体的争相报道成为了一种复仇手段，也推动了泰勒忍气吞声后的重生。
“学生们知道复仇，但他们知道人们为什么喜欢复仇吗？他知道我们如何报复吗？社会心理学会给出答案。”亚历山德拉说。
泰勒经历的八卦、人际关系、复仇，有足够可挖掘的心理学知识。“这门课不是简单讨论我们有多喜欢或不喜欢她，而是学习心理学。”
2024年，更多学校计划开设“泰勒课”。
休斯顿大学商学院将开设一门“泰勒·斯威夫特创业天才”课。教授称，学生们可以不是“霉粉”，这样更能分析营销、粉丝参与、社区建设和品牌战略，如何把泰勒推向国际，并成为一种商业现象。
“公立常春藤”佛罗里达大学计划开设一节持续13周的歌词研究课。
斯坦福大学将在明年春季开设一门故事讲述课。计划在10周内，研究泰勒10张专辑中的歌词，分析其讲故事的形式是如何演化的。
这门课有些不一样。授课的是一名计算机专业的大二学生，一个“霉粉”。她听说许多大学开了“泰勒课”，便决定自己设计教学大纲。
她把教学大纲发给了英文系教授，教授很喜欢，决定赞助她的课。斯坦福大学向来给予学生们足够的空间自由探索，学校同意了。
欧洲比利时根特大学迈出了第一步。一个“霉粉”助理教授也决定开设一门“泰勒课”，以泰勒歌词为主线，设计泰勒语言文学课程。
“因爱而教，学生必归”
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马克·埃德蒙森(Mark Edmundson)曾于2020年在《美国学者》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笔锋直指美国当下文学教育。
美国坊间的说法是，英文文学研究正在消亡。英语系的大部分教学都是由兼职教授完成的，专业数量正在下降。“这个专业着火了，院长、教务长和校长们听不到呼救，闻不到烟味。”
今年3月，《纽约客》的一篇《英语专业的消亡》中也提到，许多学生都是主修数学、天体物理、细胞分子等自然科学专业，辅修英文、哲学等文科专业。教育成本越来越高，技术型专业相对容易赚钱。
美国学生被困在一个循规蹈矩的世界，里面似乎只有一条轨道和一套标准的成才方法：高考、实习、工作。他们需要更多的选择、更多样化的生活。
“文学教师应该教导学生如何接受影响。对一部作品提出问题后，明确下一步，这场阅读经历如何让你变得更好？如何增强你的智力和同情心，如何让你变得勇敢？”马克写道。
他相信，学科革新的第一步是回归所爱之物，并以开放、慷慨的方式与他人分享这种爱，随时准备接受否定的答案。
泰勒是当下最有影响力的流行文化符号之一，也是吸引学生重新关注文科的方式之一。不过，当把她搬进最高学府时，仍有许多批评的声音。
斯蒂芬妮在社交平台宣布自己要开课，评论区有人质疑：“这是一堂多么愚蠢的课啊”“你想让谁给你的学生交学费”……
斯蒂芬妮对媒体回应：“如果你们不欣赏歌词的创作和演绎，那不是我的问题。”
她认为，在现代英语体系中，那些需要人们花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的作品，曾经都是一种低级的艺术，没有人会费劲研究。正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正如当下被奉为文学巅峰的小说。
“如果你想让人们爱一件事，爱一件或遥远、或模糊、或困难的事，最好的办法就是真诚地把这件事同他们当下所爱相连。”斯蒂芬妮说。
华兹华斯曾在诗中写过，“我们所爱的东西/别人也会爱/我们就教他们如何去爱”。
这似乎也是教师的使命。
“因爱而教，学生必归，”马克建议老师，“教文学，那就教您喜爱的文学。”
●参考资料：
“A Harvard Professor Prepares to Teach a New Subject: Taylor Swift” The New York Times
“Taylor Swift University Course Asks Psychologists: ‘What Can We Learn From Her?’” Rolling Stone
“Teach What You Love” The American Scholor
五月天假唱风波：千万人的青春崩塌了？
●撰文 林杨攀 编辑 曹颖
“五月天演唱会假唱。”
2023年12月初，这则传闻像是被钉在了微博热搜榜上，热度迟迟不退，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全网争议的声浪，丝毫不输今年五月天北京鸟巢演唱会场内十万观众排山倒海的欢呼。
风波的起源始于B站up主“麦田农夫”发布的五月天演唱会真假唱鉴定视频，仿佛扔下了一颗雷，瞬间炸开了锅——路人们猜测，粉丝们辩白，经纪公司下场辟谣，紧接着官方部门介入调查。
12月6日，五月天主唱阿信（陈信宏）在生日当天发布了一篇微博长文。
他提到歌曲《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是一首从最低处的吟唱，飙升到最高处的嘶吼。每次唱足这10拍E6的高音，总是跪足捶地，仿佛如此，才能跟自己确认，抵达了至高的山巅。当然，每次的嘶吼，每一场，每一声，都来自于我依赖了24年的嗓子。除了真唱，否则没有其他感动你的方式。”
但似有若无的回应没有让网友信服，假唱风波后阿信在微博上的首次公开发声，被网友理解为不敢辟谣的铁证，“说了这么多，不如一句简单的‘我没假唱’。”音乐博主“耳帝”甚至发文：“10拍E6，得是房山季鸟猴才唱得上去吧……”
假使这个有着千万级粉丝体量的流行乐团被证实假唱，用“天团崩塌”来概括事情始末也并不夸张。
真假罗生门
在发布有关五月天真假唱鉴定视频前，“麦田农夫”发布过至少40条鉴定真假唱的视频，邓紫棋、萧亚轩、周深、袁娅维等歌手都曾出现在他的鉴定名单里。
不过没有哪一次，像五月天这样“破圈”。
“麦田农夫”11月30日发布的视频《五月天上海演唱会12首歌真假唱鉴定》播放量已经破300万，几乎是过往鉴定视频播放量的10倍。
这自然和五月天在乐坛的“江湖地位”分不开。这个成立于1997年的中国台湾流行摇滚乐团，用《倔强》《知足》《突然好想你》等一首首经典歌曲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十万人的鸟巢演唱会场场爆满，黄牛票都一票难求，微博“五月天”的话题词条阅读量有62亿，无一不印证着这个团体的影响力。
“麦田农夫”的鉴定分析方法是从粉丝拍摄的同场次视频中提取出演唱人声，导入专业的分析软件进行声波比对。他在视频最后得出结论，12首歌中有5首为纯假唱，包括《恋爱ing》《知足》等，《为你写下这首歌》为真假混唱，余下几首为真唱。
值得一提的是，《知足》这首歌是五月天和另一个中国台湾乐团告五人当天合作表演的曲目，“麦田农夫”判定，告五人为真唱，五月天为假唱。在此之前，告五人因为演唱会上的表现被打上了“现场拉胯”的标签，不少五月天的粉丝表示，“全靠阿信开口拯救了告五人的拉胯”。“麦田农夫”的一波分析直接使得舆论反转，玩梗的网友当然没有放过这次机会，12月5日下午，“终于知道告五人是告哪五个人了”登上微博热搜榜一的位置。
“自己的演唱会上，竟然有将近一半的歌都是在假唱。”“麦田农夫”的结论一出，舆论哗然。
同时，不少网友也质疑鉴定结果的准确性。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麦田农夫”回应，音准好并不意味着假唱，但如果没有经过后期修音，一首歌的所有音都特别准，那基本可以判定为假唱，因为人的嗓音并非机器，不可能做到百分百精准。
社交媒体上，关于假唱事件的论战从“是否假唱”转移到“什么是假唱”。“垫音不是假唱”成了五月天支持者的新论据。
“半开麦算假唱吗？”很多人疑惑不解。在全开麦和对口型之间，半开麦、垫音的操作始终处于模糊不清的地带。
乐评人卢世伟向本刊解释，半开麦是很多唱跳歌手的惯常操作，因为这些歌手的表演通常是高强度的边唱边跳，保持气息稳定十分困难，为了更好的舞台呈现，他们通常会在伴奏中垫上事先录好的人声，同时开麦真声演唱。
对于这种操作是不是假唱，他认为，现场演唱会包含演和唱两个部分。歌手在唱歌之外，还需要配合乐手、与观众互动、做好表情管理和肢体管理，这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表演体系。一个表演者需要把台上方方面面呈现到最好，有时候就会面临平衡的问题。“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场调音师将垫音的比重调到多大，要是垫音盖过了麦克风中的人声，那肯定就构成假唱了。”
真唱时代一去不复返
2002年，歌手崔健发起“真唱运动”，号召艺人们一同抵制假唱，20多年过去，甚至连“真唱运动”都快被人遗忘了。“想凭借几个人的力量对抗整个行业多年来的陋习，确实难度太大，而且其中还牵涉到很多歌手艺人的利益。因此整个运动（真唱运动）很快就悄无声息地结束了。”卢世伟评价道。
歌手龚琳娜曾在节目中谈到自己的假唱经历，2002年参加江苏连云港联欢会时，她被要求假唱，前一天才拿到歌谱，第二天就要上台表演。尽管当天观众根本没发现，但龚琳娜自己却很煎熬，“观众的每一个真诚的眼神，就像一把刀子一样刺穿了我的心。”很多时候，假唱是主办方的要求，担心歌手水平参差不齐，或者在重大场合出现纰漏，假唱是最“保险”的做法。
“行业早就发生变化了，当歌手的素质、来源各不相同，你没法要求他们都保持在非常专业的水准。”卢世伟感慨，当一个不太专业的歌手也被大众普遍接受的时候，那个“真唱”的时代也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大众喜爱就是硬道理”。
法律层面也缺乏对假唱的规范。
在接受本刊访谈时，娱乐法律师、上海理振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振武表示，目前对于假唱的规范还停留在规定层面，假唱判罚之难也在于界定之难，过往并没有太多可供参考的判罚案例。
2020年修订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演员不得以假唱欺骗观众，演出举办单位不得组织演员假唱。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为假唱提供条件。演出举办单位应当派专人对演出进行监督，防止假唱行为的发生。”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2021年2月发布了《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试行）》，其中第八条明确指出“演艺人员不得出现”的行为，营业性演出中的假唱行为属于其中之一。“违反这一规定很可能会收到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出的从业抵制。”李振武分析。
从2023年5月26日鸟巢开唱截至11月21日上海最后一场，五月天的“好好好想见到你2023演唱会”已经在国内不同城市巡演共计39场。仅在上海一个城市，五月天就在10天时间里开了8场演唱会。
巡演强度之高，主唱阿信甚至在演唱会现场吸氧。
不过，现场吸氧这个令粉丝群体感到心疼的举动，在更多路人看来，只是想要赚这份钱就该付出的代价罢了。不可否认，如此疯狂的巡演行程让五月天吸金无数，上海演唱会最低票价355元，最高票价1855元，即便按照最低票价计算，上海一个城市的门票收入都能轻松破亿。
对于真金白银购买了演唱会门票的观众，他们的权益则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若五月天演唱会假唱属实，则涉嫌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消费者有权依照法律要求“退一赔三”。
“在官方调查结果公布前，还是得让子弹飞一会儿。”目前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执法总队已介入调查，李振武表示，“通常此类大型演出都有官方录制版本留存，既然演唱会主办方已经配合调查，提交原始视频、音频，我们能做的就是静候定音的那一锤落下来。”
一场对青春的回应
“歌手和歌迷之间其实就是真心换真心的过程，一旦敷衍，情感越纯粹，就崩坏得越快。”截至发稿，“麦田农夫”鉴定假唱的视频下这则网友留言获得了4.6万个赞。
此刻比任何人都焦急于调查结果的，或许是五月天的歌迷。
在假唱风波发酵前，程波并不是毫无怀疑。
在11月17日五月天上海演唱会上，程波就隐隐觉得，现场有几首歌“稳到离谱”，毕竟主唱阿信已经年近50岁，这已经是今年上海演唱会的第五场，他在台上又唱又跳，高强度输出，气息却依然不乱。
“会不会是假唱？”这个问题刚冒头就被摁了下去，程波当时并不想深究，只想沉浸在现场热烈的气氛中，跟大家一起狂欢。
从初中就开始喜欢五月天，今年已经是程波喜欢五月天的第十五年。作为一个资深“老五迷”，他追了不少五月天的线下演唱会，光是今年的巡演，他就抢了北京场、杭州场和上海场的票。厚厚的一摞演唱会门票，是他喜欢五月天的见证，也承载着他作为粉丝的青春。
2018年，五月天在上海金山体育中心开演唱会，阿信现场唱破了音，顶着沙哑的嗓音唱完了全程，坐在台下的程波被这股拼劲深深感染了。他着迷于五月天歌词中的热血、面对逆境时不投降不认输的态度，“就像《倔强》那首歌里唱的，‘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
今年在北京鸟巢开唱前，阿信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每场我都用力地唱，即使你们在场外，也一定可以听得到。”
这让很多没抢到票的歌迷感到暖心，自发地在鸟巢外默默陪伴，王诗雨就是其中之一。五月天陪伴了她的整个青春，从初中到大学毕业，至今她的微博头像还是跟阿信的剪影合拍。
“只要有条件，我都会去看他们的现场。”身为五月天的歌迷，王诗雨的这份喜欢成了青春期的一种寄托，她将自己的梦想憧憬和爱情萌动附着其上。高考后第一次坐在五月天演唱会现场时，她印象中自己“全程都在哭”。
五月天在2016年发布《顽固》这首歌时，王诗雨正困在灰暗辛苦的考研时期。“有什么是你永远不放弃/一次一次你吞下了泪滴/一次一次拼回破碎自己/一天一天你是否还相信/活在你内心深处那顽固的自己。”歌词中的力量支撑着她没有被重重的备考压力击穿。
没抢到今年巡演北京场的门票，王诗雨就在鸟巢外连听了两天，“我当时在场外想，怎么阿信岁数越大，唱功还越好了？”听过好几次现场，王诗雨知道现场不稳是常有的事情，阿信在演唱会上的“车祸现场”也经常被当做段子传播，歌迷们已经见怪不怪。
喜欢了这么多年的乐团如今陷入假唱风波，程波和王诗雨虽然内心隐隐有了判断，但都不想就此下定论。
“如果没有假唱，那就拿出确切的证据来；如果真的是假唱，希望他们能坦诚地认错。”程波表示，比起虚假的完美，他宁肯接受残缺的真实，这件事并不会影响他对五月天过往作品的喜欢，如果重来一次，他依然会选择抢上海演唱会的门票，因为现场的氛围无可替代。“希望能好好回应，并且以最真实的状态继续接下来的巡演吧，毕竟约定了要一起唱到80岁的。”
（应受访者要求，程波、王诗雨为化名）
从朱安到许广平，做五四“新女性”就会更幸福吗？
●撰文 李心怡 编辑 曹颖
在赫赫有名的英国剑桥，徐志摩留下那首《再别康桥》。
十公里外，不起眼的村落沙士顿，他的第一任妻子张幼仪独自在这里生活，接到徐志摩要求离婚的信。那时，她刚怀孕三个多月。
这是民国第一桩离婚案——一封离婚书见报后，徐志摩奔向了新时代，把旧式妻子张幼仪抛在身后。
在五四时期，受到新观念的影响，许多年轻人为了追求自由的新生，选择逃离被家庭指派的婚姻。
但这基本上是男性才可以做到的事情，因为他们能接受教育，并通过工作获得经济独立。而女性，大多因为被抛弃，失去社会身份，陷入经济困难，在变动的大时代中无从立足。
据1922年妇女刊物报道，河南省被新青年抛弃的旧式妻子有七成以自杀收场。
2001年6月底，学者孔慧怡经过沙士顿，心想：20世纪初一个年轻中国女性的挣扎，就埋藏在这个不起眼的地方。
张幼仪和徐志摩的故事引发了她对五四时期婚姻关系的好奇，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女性到底在面对什么实际问题？
她选择了七位性格、背景各异的女性，朱安、江冬秀、许广平、张幼仪、曹珮声、陆小曼和林徽因，她们的丈夫或恋人都是五四时期的知名作家和文化名人，从他们的婚恋出发，完成了《五四婚姻》一书。
在讨论五四时期女性形象的语境里，这些女性常常被贴上“新”或“旧”的标签。接受教育、拥有工作、婚姻自主，这类女性往往被划归到“新女性”的阵营，反之则是“旧女性”。但在新旧的标签之外，她们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现实困境，所谓的“新女性”也未必能够全然逃离传统的桎梏，所谓的“旧女性”也未必只能向命运低头，甘做“贤妻良母”。
孔慧怡写这本书，希望指出五四时期所谓的标签不但和现实有差距，也无助于了解巨变时代不同女性所受的冲击。“标签本来就不是她们自选的，只是别人加于她们身上的。现实中，有谁会认为某某标签就代表了自己呢？在现实世界，真的有人能活在二分法之下吗？人自然要有抱负，但二分法的标签只是口号，不是抱负。我希望不管是男是女，都能认清自己，为自己寻找目标，超越标签。”
新文化规范中的女性
婚礼上，从小缠脚的朱安不得不穿上一双塞满棉花的大脚绣花鞋。
朱安出生于一个传统中国家庭，家族经商，祖上做过官，她四五岁时开始缠脚，性格和顺，是一个完美的妻子人选。
只是等她要结婚时，时代变了。曾经引以为傲的小脚被嫌弃为旧时代的烙印，所以她不得不装大脚。
“大多数人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终于被新文化运动的一代贴上‘落伍’甚至‘封建’的标签。”孔慧怡在书中写道。
朱安的丈夫就是鲁迅。她和鲁迅及其母亲一同生活在北京，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她无法出现在客厅接待访客，只能尽量在厨房努力，做菜的材料总是切得长短匀称。
可惜她的努力和用心并不能获得好感。朱安在夏日送上热茶和藕粉，鲁迅无奈地说吃了只会出一身汗；鲁迅曾教邻居小友俞氏姐妹做体操，两个女孩练习时，朱安在后面跟着学，结果她挪动小脚的样子被嘲笑。
她渴望进入鲁迅的世界，但“对鲁迅和他的追随者而言，朱安代表着中国落伍、无望的一代”。孔慧怡总结：“‘不够格’的女性在以新文化规范写成的历史中占什么地位，朱安是最佳说明。”
与朱安截然相反，鲁迅的另一位伴侣许广平则是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她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接受教育，遇到了文坛斗士鲁迅，两人因为观点交锋结识并相恋。
许广平最初的志愿是献身教育，投身社会运动。后来，她却不得不成为一个“贤内助”。
鲁迅在情感和生活上都很依赖许广平，如果许广平出去工作，鲁迅就得恢复到“以前一个人干的生活”，而且许广平工作所得的薪水也不会比鲁迅更多。最后的情况就变成了许广平将更多精力投入家庭。
这是许广平从未想到的一条路：新文化规范中的贤妻良母。
“为了需求活的学问，向社会战斗的学问，去请教鲁迅先生，然而后来却消磨在家庭和小孩的繁琐上。一个女人，如果这两方面没有合理的解决，没法放开脚走一步的。这苦恼的情形，不是男人所能了解。”许广平如此概括年轻时的志愿如何被家庭生活磨灭。
●《看天下》：“做个新文化规范中的贤妻良母”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许广平，对于成为“好女性”的追求似乎一直是对女性的变相压力。如果不执着于做一个“贤妻良母”，许广平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
●孔慧怡：除非许广平不必照顾鲁迅，也不生小孩，否则在当时的环境很难保持独立地位。我不认为许广平执着于做“贤妻良母”，她是面对眼前的实况，希望做到最好，在一定程度上，我甚至会形容为“义无反顾”。因为家庭责任而逼得女性放弃工作，甚至放弃理想，在当下的社会也比比皆是。特别是西方没有帮佣的传统，要是家庭出了长久病患，身为律师、医生而要放弃工作的情况实在不少。
朱安和许广平，分别代表着五四时期的“旧女性”与“新女性”，她们没有针锋相对，反而互相理解彼此的困境。
考虑到鲁迅需要对朱安负责，许广平提出只同居不结婚。鲁迅逝世后，许广平也尽力筹钱汇给朱安，还理解朱安想要置备殓衣的念头。在晚年谈及自己与鲁迅、许广平的关系时，朱安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她的确是个好人。”
掌握自己的选择权
“千万个苦难少女中最幸运最不寻常的例子。”历史学家唐德刚这样总结胡适的妻子江冬秀的一生。
江冬秀与胡适是指派婚姻。胡适读过书留过洋，江冬秀出生于农村，字都不识，两人文化差距很大。不过，江冬秀能够快速坦然地接受新事物，自信，具备实干能力。
在胡适的鼓励下，她突破传统和礼俗，在未婚状态下，托人帮自己给胡适写信。胡适推动白话文，她也开始学习写字，与他人通信。和胡适一起去纽约生活，语言不通，但她依旧自信大胆，独自在家时碰到贼，丝毫不惊惧，威严大声地对对方说：“Go！”那个贼还真的乖乖溜了。看似文化水平低，她却能敏锐意识到胡适的个性不适合当官员，提醒胡适慎防从政。
江冬秀总是能根据环境的改变，结合自己的个性，做出最适合当下的选择。
“她没有上过新派学堂，没有自己的职业，按五四时期新文化年代的风尚，说不上是‘新女性’。可是她绝对有独立个性，也有独立人格和独立观点，这不也是‘新女性’的定义吗？”孔慧怡写道。
另一个在变动的五四时期掌握自己婚姻幸福的女性是林徽因。
在孔慧怡看来，林徽因在选择结婚对象时，其实并非完全没有对徐志摩动过心，否则也不会在梁思成和徐志摩两人之间徘徊。
然而，她从小目睹父母婚姻里的三角纷争，当徐志摩在英国热烈追求自己，甚至表示要为了自己离婚时，林徽因不会接受这样的情况。她也精准地识别到，徐志摩是一个浪漫之人，但这种浪漫难以维持平淡的日常生活。
在《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一文中，她写：“我们这一群剧中的角色自身性格与性格矛盾；理智与情感两不兼容；理想与现实当面冲突；侧面或反面激成悲哀。”
在理智的考量之下，认清婚姻的本质，同时追随自己建筑上的志趣，林徽因选择了梁思成。
孔慧怡写道：“新文化运动为女性带来了选择权，同时也把她们推进一个复杂的世界：有选择，就代表要放弃一些东西，甚至要伤害某些人。”
●《看天下》：许多女性在婚恋里可能会更多考虑爱、自由等浪漫的词汇，而忽略具体实际的生活问题。但林徽因在考虑时，除了“爱”这个因素外，还有十分实际而理智的考量。你如何看待林徽因的这种理性？
●孔慧怡：我有点迂，坚信名从主人，所以想再说明：林徽音的本名是“音”。她说过自己理性和感情同样强烈，她的个性、家庭背景和经历都造就了理性思考的能力。林徽音也不是本书中唯一理性地面对婚姻问题的女性。许广平提出与鲁迅同居，以保障朱安在周家的位置，就是非常理性的人道决定。同样地，张幼仪再婚时问自己，能否为苏医生的家庭和事业带来助力，也是理性的考量。对我来说，“自由浪漫”等词汇牵涉的不是理性思考，它们属于直觉和感性的倾向。一般人面对问题，都会同时有感性和理性的衡量，至于偏向哪一方，主要是性格使然。
但唯有做出选择，才有可能导向幸福。“有选择不见得是痛苦的来源，只要我们清楚自己做出选择的原因，而不是硬要鱼与熊掌兼得。真正带来痛苦的是有欲求，而又得不到。”
以下是《看天下》与孔慧怡的对谈。
不做被动的受害者
●《看天下》：自由、独立、新知……许多女性会被这些词汇吸引，因为它们代表着令人向往的美好形象，只是，追求它们的现实处境并不是那么美好，而且最终也许无法实现，或者只能处于夹缝之中。是不是很多女性的痛苦来自这种始料未及的现实困境？
●孔慧怡：假如只看表面，追求形象，我想不管是谁都要落空的，因为形象不等同内涵，陆小曼和徐志摩的故事就是例子。即使你以为自己得到了想要的，但你会变，周遭的人和事更会变。这是现实，不限于某一个时代。
●《看天下》：在五四时期，女性如果要离婚将会面临非常艰难的境地，这是女性追求自由独立的高昂代价。虽然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但女性追求自由独立依然需要付出更多。你觉得女性应该如何面对或克服这种情况？
●孔慧怡：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女性面对特别多的困难，是因为社会和经济架构一直由男性主导，种种让女性吃亏的运作方式一直持续，连现在训练人工智能所用的材料也在这个架构之中。
因此，我们的对策依然是：教育、工作能力和个人的经济基础，而且家庭背景依然影响受教育的机会。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自己的空间。我指的不是“自己的屋子”，而是自己的范畴，可以是某种兴趣，可以是义务工作，反正要为自己的人生提供养分。
●《看天下》：“旧女性”面对时代变化，似乎总是被动地适应，很难跟上这些迅疾的变化。她们能够怎么做、怎么应对，才能尽可能避免成为缝隙间的受害者？
●孔慧怡：作为传记的作者，我只能说书中绝大多数女性都不是被动地适应改变。例如朱安，被贴上“旧”标签，没有机会受教育，但她有观察力，也有分析力，即使她不能改变客观环境，但她的观察和分析改变了她自己的主观世界，因此她说自己原谅鲁迅，同时尊重许广平——这不是被动的表现。
书中每个人都免不了受客观环境改变的影响和打击，不限于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内战和经济崩溃都是横扫全民的巨变，不能控制客观环境，能做的是认清自己，例如朱安说“宁自苦，不苟取”，她就不是被动的受害者。
当然，客观的困苦还是存在的。我觉得人生就像朝圣之路，我们能“长进”，是因为人有能力在困苦中寻找真我。
长大的海绵宝宝，成了章鱼哥
●劳骏晶
质疑大妈，理解大妈，成为大妈。
质疑章鱼哥，理解章鱼哥，成为章鱼哥。
质疑甲方，理解甲方，成为甲方。
这套新创的句式可以套进任何名词，表示我们某个想法的变化，从“质疑”到“理解”，然后“成为”，甚至“超越”。
这个梗的最近一次大面积流行是因为电视剧《爱情公寓》，其中的女性角色宛瑜纠结后拒绝了男友求婚，决定去寻找自己的梦想。
质疑宛瑜，因为她竟然抛弃了美好的爱情，这大约是十多岁时的我们难以理解的部分。等到成年，看到爱情之外的东西，我们开始理解她的选择，再大一点，勇气多一点，就能成为宛瑜。
在这里，“质疑，理解，成为”，是个充满正能量的句式，这个递进就像是我们人生走进更辽阔领域的过程。
这个句式也成了《咬文嚼字》2023年十大流行语之一，因为“在特定的人生阶段，面对特定的认知对象，‘质疑，理解，成为’是客观存在的动态心理过程，也是心智成长、成熟的必经阶段，表征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乐于使用它，还在于它能用来自嘲。比如章鱼哥。我们是怎么成为章鱼哥的呢？
小时候我们共情海绵宝宝，永远积极乐观，工作热情从它每个海绵孔里溢出来，把蟹黄堡视作人生理想。那个一张厌世脸的章鱼哥则是反面，它上班摸鱼，定时发疯，永远都不高兴。这不是标准的打工人画像吗？
海绵宝宝长大了，就可能成为章鱼哥。
乍听起来，“质疑，理解，成为”，像是“真香”“打不过就加入”的变体，带着那么点反抗失败后的妥协和无奈，似乎背后藏了句“我终究成为了小时候讨厌的人”，算是把那个嫉恶如仇的小孩平庸化了。
好在还有“理解”这个中间步骤，妥协不是被迫的，而是基于成长带来的视角转换，这背后是看到世界的复杂性后，人对自己固有观念的质疑。
比如，有人理解《三体》中决心报复地球的统帅叶文洁，理解《情深深雨蒙蒙》里雪姨喊出了女性意识觉醒的高歌，甚至理解《还珠格格》里的容嬷嬷，理解这个老太太在深宫里的忠诚和果断。当然，大家没有把“理解容嬷嬷”发展到“成为容嬷嬷”。玩梗时，人们还保留了共情的道德底线。
这个句式甚至可以完成祛魅。质疑大爷大妈，理解大爷大妈，成为大爷大妈，看长辈们不懂社交距离、乐于表达、从不“社死”，如此美好的精神状态实在值得年轻人重新思索“体面”，叫人更爱护自己一些。
质疑领导，理解领导，成为领导，这就是一个“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故事，其中也藏着宿命般的规律：成长必然带来视角的转换。
我们用“质疑，理解，成为”自嘲，也是维护棱角被磨掉后的那点体面。
【新闻写作坊】
信息快餐时代，我们必须保持“文化体力”吗？
本期话题
近期，“文化体力”成为一个新的流行词，指的是人们在进行相对严肃的泛文化活动时所需要的精神和体力。对成天忙于学业的学生或疲于“996”的打工人来说，空闲时间里根本难以打起精神进行文化消遣，只想来点不费脑筋的“娱乐速食”。你在学习工作之余，还有文化体力吗？
标准打工人，12点前睡觉，睡满6个睡眠周期、不被闹钟强行唤醒的早晨是我的高光时刻。不管是运动，完成比较难的脑力工作，或是打开一直想读却拖延的书，我都能很好地迈出第一步，执行力满分。
紧接着，自控力就会在这一天忙忙碌碌的大小决策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流逝。9点下班，我只想寻觅重口味的食物，顺便吃个小蛋糕，吃完躺平捧着手机到入眠。长期规划抛诸脑后，辛苦了一天，我此刻只想消遣。
完成个人长期规划、处理相对严肃的内容输入和输出都需要调动脑力和情绪，而“文化体力”告急，其实是生活被过度侵占、自控力消耗殆尽的一个表现。不过，我并不认为我们需要为此感到焦虑。与其对抗，我更愿意观察自己，顺应自控力流逝的规律，有效利用那些执行力满分的时刻，分阶段地完成我认为重要却难以推进的事情。
在我看来，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是当前的大环境重新定义了休息的方式。
说到“我要休息一下”，多半是指躺着刷手机，在算法的加持下放松沉浸在短平快的信息刺激中。试想一下，9点下班，吃完外卖和小蛋糕，洗漱完毕躺在床上，手机消失。我也许会更早入睡，发发呆，回想一天中有趣或者闹心的事情，想想电梯里碰到的小狗，提前计划周五下班是否要约朋友看剧。事实证明，那些萌生于闲暇时刻的有趣想法可以很好地消解掉工作带来的精疲力尽。
电影《花束般的恋爱》中的男主角小麦，他不见得是不爱今村夏子的小说了，只是在现阶段的人生排序中，今村夏子的小说得往后排，再退一步，把它当作忙碌工作后的休息消遣又太消耗精力。
所以，拉长到人的一生，如果那些严肃的文化摄取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相应地，你就需要掌握主动权，做好规划，为它留出时间。但是相比于给自己施压，我们不妨找寻一些更巧妙的办法，比如抓住高执行力的时刻，或是从微小的习惯入手打开局面。如果现阶段的你已经疲惫到无暇顾及其他，也许跳出惯性，换一种休息方式，哪怕只是放空都会对你更有帮助。